当我向一个叔父问及柏雅塔斯的爆炸时，他不高兴地回答说：“提这事干什么?对于外国投资来说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对此我不以为怪。我的亲戚们的生活完全与当地菲律宾大众隔绝，住在清一色华裔居民的豪华飞地里，街道都以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命名。社区入口处由武装的私家保安把守着。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他身高6英尺2英寸，而我姑妈只有4英尺11英寸——我的心中就涌起仇恨与厌恶，这种感觉强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有些时刻我也会意识到，华裔确实应该正视广大的菲律宾多数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华裔作为剥削者，外来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优越是难以容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警方报告中阿比克的“杀人动机”一项，所填写的内容不是抢劫，尽管填写了这个司机盗走的珠宝和钱财。被当作动机的只有一个词：“报复”。
在这个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凶残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妈的被害只是沧海一粟。在美国，我们读到大屠杀和种种野蛮事件，起初远在天边，现在离自己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塞族集中营里，女囚反复遭到奸淫，一天好几次，女儿们往往与母亲一起受辱。至于男囚，若是走运的话，就被高唱着国歌的塞族卫兵活活打死;如果没这么幸运的话，他们会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枪口下被迫亲手阉割其他被囚的难友，有时是用自己的牙咬下来。先后共有数千人惨遭折磨和杀戮。
1994年在卢旺达，普通的胡图人在短短3个月间杀死了84万图西人，且常常是用大刀砍死。年幼的孩子回家，看到的是他们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横尸地上，身首分离。
1998年在雅加达，印尼暴徒叫喊着打、砸、抢了数百家华裔店铺和住所，烧杀抢掠间有两千人丧生。一名幸存者——一个14岁的华裔女孩子，后来服鼠药自尽。她曾在亲生父母面前惨遭轮奸，并且性器致残。
1998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杀式爆炸者驾驶着满载爆炸物的轿车冲向了一辆校车，校车内有34名犹太小孩，年龄都在6~8岁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类似的事件加剧了，成了家常便饭，成了巴勒斯坦人仇恨的一个强大的集体表达。“我们恨你们，”阿拉法特的一名资深官员在2002年4月对此表示。“空气仇恨你们，大地仇恨你们，树木仇恨你们，你们待在这块土地上毫无结果。”
2001年9月11日，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飞机。他们摧毁了世贸中心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西南部，6砸死烧死了大约三千人。“美国人，想想吧!为什么你们在全世界到处引起仇恨。”一个阿拉伯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除了暴力以外，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吗?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三股最大的力量关系上——市场、民主和种族仇恨——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无减。
关于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充斥在西方以外但几乎未予认识，事实上还时常被看成一种禁忌——它将自由市场民主转化成为引发种族冲突之火的发动机。我所指的这一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
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在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华人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1998年，占印尼全国人口3%的华裔控制着大约70%的私营经济，包括所有最大型集团企业。近一段时间，缅甸华裔经营者简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经济。在南非，白人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并且，在某种更复杂的意义上，在巴西、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克罗地亚人在南斯拉夫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也几乎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是自由市场民主不起眼却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里，市场和民主不单是偏爱不同人，或者不同阶级，而且偏爱不同族群。市场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手中聚敛财富，经常是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人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成为启动潜在的灾难性民族国家主义的发动机，造成备感挫折的“本土”多数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选票的投机政客煽动的人们——起而对抗他们所仇视的富有的少数族群。今天，这一矛盾正在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这一矛盾也开始在美国出现。
全球反美主义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之一乃是自由市场和民主在全球的扩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市场都被极大地理解为是在强化美国的财富及其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的平民主义者和民主运动将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赋予世界上贫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众。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比美国人更容易承认这一点：自由、公平的选举会把权力带给反市场、反美的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受挫群体的愤怒牵引到自己身上。
自由市场民主与世界各地的种族纷争之间的关系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一现象引发了复杂的纠葛，同时躲过了全球化的热衷者及其批评者的视线。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由市场和民主在世界上空前的扩展构成，并因这一扩展而激化。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顾问、利益集团和基金会，一直在各发展中国家8及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竭力推进自由市场民主。一些时候，我们的努力已经几近荒唐。例如，有这样一个美国自由市场顾问团在蒙古的伤心故事。在这些美国人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一名蒙古官员请他们多寄一些卷帙浩繁的美国安全法，即那种单面复印的文件。这些美国人听到这样的请求都一阵狂喜。可惜的是，原来蒙古人对这一文件的兴趣点并不在其内容，而在每页空白的那一面，因为这些复印件可用以缓解蒙古政府时常出现的纸张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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