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津巴布韦的经济因大规模的土地抢夺而急剧下滑，美英两国携手与十几个人权组织一道，敦促穆加贝总统下台，高调呼吁“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将民主当成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太过天真的想法。或许，若穆加贝没有犯规，原本会输掉2002年的选举。但即使如此，千万别忘了穆加贝本人就是民主的产物。作为津巴布韦黑人解放运动的英雄和在群众中呼风唤雨的大师，他在受到严格监督的1980年选举中大获全胜，许诺要征用被白人“偷走”的土地。对这一许诺的不断重复使得他从此在选举中无往不胜。此外，穆加贝的掠地运动也是此民主进程的另一产物，它在时间上巧作安排，成为2000年和2002年选举的先声，并且经过精心谋划，调动起民众去支持穆加贝濒临崩溃的政权。
在有经济优势的少数族群与有人口优势的贫困的多数族群之间的博弈中，多数族群并非永远占上风。除了对市场的对抗以外，另一种结局是对民主的对抗，即牺牲多数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受益。有关这一动态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实际上，本书将表明，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全部涉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从费迪南德•马科斯在菲律宾袒护华人的统治，到塞拉利昂总统赛厄卡•史蒂文斯与5名黎巴嫩珠宝商的影子同盟，直到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与几个印度巨头的“业务安排”。
第三种也是最惨烈的一种对抗，是多数族群支持下的、旨在消灭某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暴力。两个最近的例子是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以及卢旺达的图西族大屠杀。这两起事件中都有遭到嫉恨的、其富裕程度与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少数族群受到相对贫困的多数人的攻击，而其攻击都受到种族民族主义政府的煽动。12换句话说，市场和民主是卢旺达和南斯拉夫种族屠杀形成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但本书将试图为之辩护。
值得称道的是，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提醒人们注意到自由市场产生的古怪的失衡状况。20世纪90年代，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上帝之下的一体市场》(One Market under God)中写道，全球市场使“公司成为地球上最强有力的机构”，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转变成“有史以来最富的精英阶层之一”，同时，从美国到印尼，“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决绝态度遗忘了穷人”。站到弗兰克一边对“万能的市场”进行批评的是一群奇特的同盟者：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国农场主和工厂工人、环保主义者、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人权活动家、第三世界的捍卫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西雅图、达沃斯、热那亚和纽约进行抗议活动的其他组织。全球化的辩护者们回应说——其理由不失正当——没有全球市场化，世界上的穷人甚至会更穷。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显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例以外——包括大部分非洲地区——全球化的“涓流下渗”(“trickle down”)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和富人一样获得了收益。
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如同他们鼓吹全球化的对手一样，全球化的西方批评者们忽视了市场不均问题的种族层面。他们倾向于从阶级冲突而不是种族冲突的角度看待贫富问题。这一视角或许在先进的西方国家是有意义的，但发展中国家的种族现实却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提供的经世之道在运用到非西方社会时往往是短视甚至是危险的。
本质上，反全球化运动所要的一件东西是更多的民主。所以该运动的大祭司之一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澄清说，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反对“全球化”的斗争，只有反对一小撮“救世主”以牺牲真正民主的社区为代价而树立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如出一辙地，在2002年的巴西“世界社会论坛”13上，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成员洛瑞•华莱士(Lori Wallach)拒绝被贴上“反全球化”的标签，并解释说，“我们的运动，实在说来，要的是全球民主、平等、多元、公正和生活素质”。华莱士还警告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么顺应全世界人民的意志，要么完蛋”。继而响应这些言论的至少十多家非政府组织呼吁“民主地使世界上的贫困大多数强大起来”。
鉴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种族动态，尤其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仅仅“使世界上的贫困大多数强大起来”是不够的。因为使卢旺达的胡图强大起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使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强大起来亦同样差强人意。
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要求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巨大的贫富不均现象给予更多关注，在这点上他们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将市场当作解救世人于贫困和倾轧的万灵药是危险的一样，将民主看作包治百病同样是危险的。从长远看，市场和民主或许能给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社会带来最佳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但在短期内，市场和民主却是问题的一部分。
“市场”、“民主”、“种族”的概念都是众所周知而难以定义的。部分原因是对这些词的解释无一是准确的。事实上，我在这本书中所希望表明的正是：目前，在发展中和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力促施行的“市场体系”，与当代西方国家中所存在的有很大区别;目前，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化”进程，与西方国家自己所经历过的并不是一回事;“种族”则是一种不确定的、人为的和具有被操纵的危险的概念。
尽管如此，我仍愿就我对这些词的使用逐一进行说明。在西方，“市场经济”或“市场体系”这样的词是指主要基于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宽泛经济体系，由政府进行实质的(如在美国的情况)或广泛的(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规范和再分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一直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推动原始的、14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一种早已被西方抛弃了的市场形式。在本书中，除非另外说明，“市场化”、“市场”和“市场改革”这些词指的是那种实际上目前在西方以外实施的、亲资本主义的举措。这些举措的特色包括私有化、对国家补贴和控制的去除、自由贸易以及亲外国投资的积极意向。在实际操作中，它们极少——如果有的话——会有实质性的再分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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