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种免费医保外，女儿还享受每月几十美元的WIC支票，就是我开篇提到的那种食物券。这是用于她的营养补助。父母凭着这种支票，可以到超市购买各种食品。当然，这里面有些限制。有些高档的、名牌的东西不能买。不过，当时用这种支票买来的东西很多，女儿根本吃不完。我们当父母的也就跟着“蹭吃喝”，比如牛奶、鸡蛋、果汁等等，吃了不少女儿的。这里的原因，大概是女儿个头儿小、胃口小，吃不完美国孩子标准的食物。
这种福利，并不仅仅是把钱送到你手里为止。这种食物券，每两个月领一次，领取前必须和营养师会面，营养师会耐心询问孩子的健康和饮食状况，提供各种建议，有时要查看医院例行检查的结果，甚至亲自检查孩子。让我终身难忘的，就是九一一那一幕。我当时正好在去领食物券，坐在一堆穷人中间，看着电视上的图像，半天搞不清出了什么事情。
这些，是一个穷孩子所享受的国家福利。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父母是两个博士生，都有学业要对付。女儿要送到幼儿园去。不像北欧，美国没有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幼儿园是私立的，所费不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行了最大的一次冒险。
那时女儿随我们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时，享受着日本式的福利。幼儿园虽然难进，但等了半年进了公立幼儿园，一周六天，每天九个小时，连午餐、尿布都包进去，全是免费的。回到美国14个月，需要上幼儿园，但那种日本式的福利全没了。妻子把附近的幼儿园访问了个够，最终走进一家名叫“创造儿童”的幼儿园，附属于纽黑文的儿童博物馆，建筑都连在一起。她一进去就傻了眼了：这里真是孩子的天堂呀!老师全是大学毕业，能唱能跳，还有些多才多艺的耶鲁学生来打工，而且一个全职老师最多看三个孩子。幼儿园根据哈佛心理学教授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能理论进行设计，不教读写，各种益智活动多如牛毛。在纽黑文，进这个幼儿园要排长队，有的家庭甚至要等上两三年。当然，价码也不低，一个月1200美元，我奖学金中的生活费全部拿去还不够。
那天妻子回家告诉我：“我把孩子登记上了。”说完这话，我们俩都吓傻了。妻子承认，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决定。但是，她看到这个幼儿园时，就觉得看到了女儿的理想成长环境。她纠结许久，最后下决心就凭一个信念：“父母穷，孩子有什么责任?!”我一半宽慰她一半宽慰自己地说：“别担心，虽然登记上了，但恐怕轮不到。”没想到，一周后院长打电话来：“有空位，你们很幸运。我们正需要一个这种年龄的女孩儿(这个幼儿园孩子的年龄性别结构很严格，女儿正好被挑上)。你们不需要现在答复我，周末好好讨论一下，但下周一必须给我回话。”那个周末，我如坐针毡，但扭不过妻子。孩子马上就上幼儿园了。
这一年怎么过?我的奖学金全给幼儿园了。另外，因为事先多少想到会走这一步，我们在两人都拿奖学金的“宽裕”时期依然节衣缩食，一年基本能省下一个人的费用。这点积蓄正好救急。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学术的状态，开始给香港和新加坡媒体写稿，一个月弄好了有几百块。妻子在学校当了半年助教，有六千块的收入。这样，一年勉强过得去。
第二年，幼儿园第的学费涨了。但是，园长帮助我们找到了每月一千块的助学金，我们每月缴三百多就行。就这样，我们从2000年坚持到了2004年我在波士顿找到现在的教职。到那时为止，我们确实一贫如洗，看着银行账户上一天比一天少起来的存款而寝食不安。但是，女儿居然享受了绝大部分孩子享受不到的优质学前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故事讲讲容易;要分析评价，乃至引申到社会制度的优劣问题上，就难了。孩子出生后的五年，我们有着初当父母的极度快乐，但这也是在美国生活最为艰难的五年。过大的心理压力，把我们的生活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在这种煎熬中，我们不能不羡慕北欧那种“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的优越。比如，福利国家的全民医保是自动覆盖所有人的。你不必为之焦虑。美国的福利，则是“收入审查”Means-Test型的。即你要获得某种福利，必须向政府提供有关家庭收入的信息，证明自己的收入水平低于某种水平，然后才能获得领取福利的资格。中国人理解的福利，基本也属于这种类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微博上一说享受福利的事，就招来一片“举报”之声。
在西方，英语国家里往往盛行“收入审查”式的福利。欧陆国家，特别是北欧，则主要是全民性福利。两种孰优孰劣?最近的许多比较研究，都凸显了全民型福利的优势。具体而言，“收入审查”型的福利，容易把拿福利当作领取人的“黑锅”，让他们被社会所鄙视。想想看，什么人才要被“审查”?显然社会对你就是不信任。对此，我们深有体会。你拿着食物券到超市买东西，从服务员的眼神中就能领受到许多人情冷暖。而且往往越是低收入的人中，这种势利眼就越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势利眼，在中国特别通行。包括许多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这些人看来，你拿福利，要知道耻辱，这才能激励你奋斗，早早自食其力。殊不知，许多研究表明，这种“背黑锅”式的福利，恰恰摧残了穷人的自尊，成为导致世代贫困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等实行“收入审查”制度的国家中，世代贫困特别严重。在全民福利的社会，比如北欧，则很少有世代贫困，甚至贫困现象基本被消除。
另外，“收入审查”制度的福利，因为要“审查”、确认“资格”，管理费用很高，漏洞也很大。更因为这种福利塑造了深刻的社会成见，即拿福利的是社会中最不争气的一部分人，于是对这种福利的公共支持率比较低。不像全民福利，因人人有份，大家都比较支持。也许大的问题是，“收入审查”制度，需要接受福利者申请，而且申请对许多文化不高的低收入阶层成为相当繁杂的程序，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福利的存在，故而许多人“漏网”，造成该覆盖的人没有被覆盖到。
在孩子入托这个问题上，更显示出美国福利制度的缺失。在北欧，孩子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父母就带薪休假，日后的托儿所不仅免费，而且水平非常高，也非常整齐。虽然北欧照样有贫富，但这种一视同仁的福利，使孩子们从一开始就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父母也不必为了工作牺牲孩子的教育。这恐怕是北欧居民的智商普遍高于美国人的原因之一。而我们的经历，则显示出一个新生命的来临会给父母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危机。这个问题，在耶鲁的研究生中一直不停地讨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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