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统计表明，美国历史等学科的文科博士，平均完成时间超过九年。就算本科毕业马上开始读博士，提交论文时也三十多了。这期间结婚生子，乃正常的人生周期。读博士，在耶鲁这等条件优厚的一流院校，每年也不过有一个人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养活孩子，再要自费入托，学业还怎么继续?况且，许多人想自费还找不到地方。这还是受了最好教育的群体。普通老百姓，常常不得不把孩子丢下去工作，错过了早教的机会窗。有些孩子，颇像中国的“留守儿童”，因为没人管在街上学坏了。于是又得雇警察、修监狱，来对付比欧洲高出十倍以上的犯罪率。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美国这方面还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的原因。
不过，尽管美国的福利制度有着种种缺陷，我们依然属于相当幸运的人。首先，我们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困境之中知道长远规划，知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教育背景带来的“文化信心”，使我们比较能够对付世间的白眼。比如，超市的收银员态度傲慢时，我们并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劣等，而是可怜对方太没文化。事情明摆着：我们眼前的困难最终都会过去，还有波澜壮阔的事业在前面等着，对方高中是否毕业都不知道，大概很难跳出超市的低薪工作。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反向的“势利眼”，并没有什么值得光彩的。但这种反向“势利眼”，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心理保护。想想看，那些文化水平不如收银员的人，拿着食物券被对方鄙视后，很可能丧失自尊和信心，最终自暴自弃。
我们的另一层幸运，是生活圈子也主要是由比较有文化的人构成的。这种社会氛围，大大帮助了我们“蹭吃喝”。比如，孩子出生时，按照美国的规矩，产妇可以免费住院三天。这似乎是美国很少的“全民福利”之一。当时妻子住在耶鲁-纽黑文医院的单间病房，豪华得像五星饭店，房间及厕所里布满医疗装备，还有护士专门来伺候她洗澡。这并非耶鲁师生才能享受的特权。事实上，我探视时在电梯间就碰到个无家可归者，她生下孩子就跑掉，害得护士到处找，最后找到，被一左一右两个护士“押解”回来。我只听她在那里神经兮兮地嘟哝：“哼，让我们产妇住高层，着火了怎么办?”其实高层是最好的景观。大概考虑到了产妇的心理需要吧。
可惜，这种福利享受了三天就要出院。这时妻子有些并发症还没有查清楚，需要再来医院复查。我有些犯难，告诉医生：“我们没有车，又有个新生儿要照顾，复查再跑医院，母亲和孩子我一个人怎么兼顾?”医生楞了一下，马上微笑地说：“她体温有点高，我可以决定延长她的住院日期几天，你好好照顾孩子吧。”现在写这几句时，耳边仿佛听到微博上中国网民一片怒骂：“蹭吃喝!不要脸!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美国都被你们这种人吃穷了!”我想，我幸运的，是生活在一个把穷人当人，而非当小偷的社会。
孩子入托的事情就更幸运了。我们一开始就如实向幼儿园的园长交代了家庭的经济窘境。她很同情，但表示无能为力。后来我们居然果决地入托，也许让她有些吃惊，也许她觉得我们认同她奉行的“多重智力”的教育理念，所以日后对我们特别关照。最终是她帮助我们穿透复杂的政策和手续的迷宫，一手把第二年的助学金申请到，否则我们根本搞不懂该怎么办，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没有想到，这点事情说说，在网上居然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得罪了那么多人，仿佛我们抢了谁的钱似的。让我吃惊的，倒不是网友们对美国的隔膜。美国本来就不容易了解。我也不认为自己多么了解美国。选择讲个人经历，就是因为那至少是真实的。
美国是个地方权力很大的国家。各州的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很少欧洲那种整齐划一的福利制度。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的弱点。比如那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免费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公共设施，恰恰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这些，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有详细论述，自不必多言。让我吃惊的，是网民回应中对福利的痛恨。似乎我们这些吃过福利(严格地说是女儿吃过福利)的都是“蛀虫”，只会“蹭吃喝”，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最后的结论，就是“福利养懒人”，“懒人”会把整个社会吃穷，把整个国家搞垮。
有一次我对一个愤愤然的网友说：我即使真“蹭吃喝”，也是蹭美国的吃喝，没有伤害中国利益。你们跟着跳什么?再看看美国：那些帮助我们搞到各种福利、助学金、奖学金的人，总是对我们说：“你们走到这里，是了不起的成就。我想象不出自己能够这么在异国他乡闯荡。感谢你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
我之所以“自曝”这种“蹭吃喝”的故事，就是希望挑战中国对于福利的传统观念。目前中美都在讨论福利制度问题，左右派论辩激烈。“穷到哪里都丢人”，依然在中国很有市场。欧洲则基本接受了福利制度。在我看来，欧洲文明在这方面明显高出一筹。
我研读过一些欧洲的福利制度史。欧洲人一开始对福利的看法和中国人很类似，觉得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都是蹭吃喝的劣等人。比如英国早就有《贫困法》，旨在救济穷人，但又要时时杜绝养懒人，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中国前一段有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厕所的讨论，立意和这种贫民工厂非常接近，就是觉得穷人是劣等人，需要这种严酷的管理，否则他们就被养懒了。
后来欧洲人怎么变了?一大因素，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劳动人口特别是中产阶级高度集中。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的克勤克俭的“体面”家庭也流离失所。而且这种事情谁都可能轮到。这样全社会就开始反省：贫困是一种不幸，需要帮助;贫困本身并非罪孽。后来全民式的福利在欧洲展开，和这些经验关系很大。
我现身说法，有着同样的意图。如果说“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人都是“蛀虫”的话，那么就看看我这个被养出来的“懒人”好了。我们夫妻二人，在国内大学读的是北大和复旦，高考时都是所在地区(北京和浙江)的前几名。博士也读的是世界最好的学校。“懒人”能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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