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那个混战的时代，应付战争是一切诸侯国政治运转的核心，天大地大莫如生死存亡事大。换言之，国君必须有能力将人民像螺丝钉一样严密组织起来，装到战争机器上面，使战争机器高效运转，才能完成称霸或自保的现实紧迫任务。
这部战争机器运转主要靠什么?靠农战，靠耕田和打仗，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只有强大的战争能力才能称霸天下。秦国要负担100万的军队，要实现差不多五个人养一个兵的极限目标，国君必然要控制人民，将他们驱赶到农场和战场上去。
这就涉及人民愿不愿意做螺丝钉，听不听从国君指挥的问题，即国君能不能、如何驾驭人民为之服务的问题。毕竟，人性决定了人民好逸恶劳，乐生恶死。但国君要争霸要自保，必须要驱使人民辛苦劳作、冒死作战。国君所喜，恰为人民所恶，国君与人民各坐跷跷板一端：国君上去了，人民就下来;人民上去了，国君就下去。国君与人民形成了一种“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的对立紧张关系。
驭民在商鞅眼里等同于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君书?弱民》)国君想在战场上搞定敌人，先要在国内搞定人民，搞定人民才能搞定敌人。这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内部都搞不定，哪里有能力搞定外部，不被敌人吞并已算万幸。所以，“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商君书?说民》)要是“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君书?靳令》)即国君搞不定官吏，官吏搞不定人民，这叫做六种虱子把政府搞垮了。
确实，如果人民强大，国君弱小，国君就很难驾驭人民。譬如说人民很富有，哪怕有“军功爵”诱惑，也不如穷光蛋那样积极参军参战，因为富有，就不愿意靠卖命赚钱;要是人民很强大，他们就不听政令，因为他们有力量抵制国君的威压。故“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桑弘羊语，出自《盐铁论》)反之，则非常容易。那么，国君要“制民”，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使其乖乖就范。所以，对于国君来说，根本一条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这套滥觞于法家的“弱民理论”，一直被后世国君奉为治国的葵花宝典，修炼于心。
弱民容易引发民众反抗，弱民是一项很强的技术活，要做到既弱民、又不引起民众的暴力反抗，委实让统治者煞费苦心。而法家商鞅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理论，又有成功的实践。
一、以愚民达到弱民
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使人长知识，等于掌握知识权力，有了权力就不好控制，不能想要他干嘛就干嘛。商鞅深谙此理，认为要想弱民，先需愚民，要想愚民，则“民不贵学问”，让老百姓目不识丁，自然会把官方当作学识权威来依赖，不加(能)思考予以执行。反之，“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商君书·壹言》)，翻译过来是：“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人民的知识就增长。人民的知识增长，而不去攻打敌国，就产生奸邪。”(高享《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民众的智、愚直接影响民众对战争的投入，进而影响战争的成败，在一切为了战争，战争为了一切的非常时期，国君必然采取有利于战争、有利于统治的愚民政策。
在商鞅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人民愚昧无知，“农静诛愚”，不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耕田种地。反过来，“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人民一心一意耕田种地，无暇顾及学识，就会愚昧起来，就会畏惧法令。人民畏惧法令，国君驭民的目的就达到了：平时安于务农，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故曰：“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商君书·农战》)如此，商鞅就将愚民政策和重农政策、先军政策整合成有机的一体，既弱了民，又壮大了国家机器。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