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贫民达到弱民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穷了，腰杆挺不起来，难以有独立意志，别人稍施恩惠，就容易依附上去。相反，“富则轻赏”(《商君书·弱民》)，老百姓富裕就不在意为国家服务的赏赐。所以商鞅说，“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富而不用”(《商君书·弱民》)，意思是，人民致富了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不易役使。商鞅明确地告诉国君，民富对国君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人身上长虱子一样，必须通过限制自由经济，使人民保持贫穷。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弱民呢?总的策略是“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商君书·去强》)。国家富裕，而用让人民贫穷的办法来治理，这是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而用让人民富裕的办法来治理，这是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弱小。具体的办法，我们在前面章节都有论述：一个是将土地、山泽、盐铁等收归国有，实行国家专卖，做大做强国有经济，这样与民争利，国家得利多，人民得利少，则国强民弱;另一个是打击民间资本，通过掉尾术和耗财术削弱民间财力，民间无经济无实力，就弱势。
六、用“奸民”达到弱民。
商鞅在弱民的论述中，有一种“奇谈怪论”，即以奸驭良——用奸民来统治良民，搞流氓统治术：“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浥，必治至强”(《商君书·说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不是以良民来管理流氓恶棍，而是以流氓恶棍来管理良民，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做法，却是专制集权、控制民众有效的办法。
首先，按李禹阶先生的说法，这里的“善民”是指效法三代以来家族伦理，践行儒家仁、礼之说，顾全道义，注重家族、宗族私情，并不愿为自身利益揭发、出卖他人的民众。这些人是不能作为国家依靠的对象，不能倡扬其行的，他们本质上是损害了国家与君主利益的。而所说“奸民”，则是指不顾宗法情谊、社会道德，在执行国家颁布的连坐互罪制度中，为了获取重赏、官爵，而不惜出卖、告发他人甚至亲属，以期获利的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之人。(李禹阶《<商君书>“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再有一点，就是“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即国君(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所憎恶的，人民就弱;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喜好的，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为了强国弱民，国君(国家)必然视民如寇仇，制定政策法令不是顺着人民的喜好来，而要逆着人的喜好出，具有强烈的反人民性。
这样就很好理解商鞅的良苦用心了。既然“善民”是讲仁义道德的，不符合道义、宗族私情的事情不去做，那么国家颁布的那些反人民、反宗族，却可以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政策法令，他们自己不会遵行，也不愿意执行到管理对象身上。譬如“善民”讲亲亲相隐，不为利禄所动，揭发举报他人，出卖亲人。用这些“善民”去管理“奸民”，因其有太多于礼于义于道于仁所不忍的东西，国家政策法令难以贯彻，不能弱民，只会弱国。
相反，“以奸民治善民”很容易达到国君所求。用不孝不悌不仁不义、只顾一己私利的“奸民”(颇似酷吏)，去做越残忍越容易升官发财的事，“奸民”乐意得很，陷害杀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何难之有。越是“善民”越不忍遵行残酷的政策法令，越容易被“奸民”发现大做文章，上下其手，以获私利。这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即国家任用善良的人，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民众就会敬畏国家政策法令。
“善民”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浸淫于礼义的贵族，商鞅这一招，等于用流氓恶棍，来铲除贵族势力。那些原先趾高气昂的贵族没落，正好达到商鞅所要的政令畅通和屈民伸君的目的。这真是一举多得的阴招，看似不可理喻，其实“高明”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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