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析民达到弱民
商鞅在秦国推行分户析居的政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收其赋税。然后，进行严格的户口登记，将人口一一登记造册，“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
将宗法家族分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家一户，并进行严格的户籍登记管理，固然是使帝国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落到实处，增加财政收入。其实也是通过强制解散大家庭，削弱家庭、家族力量达到弱民的目的。
这种将人民离析为原子化存在的弱民法，欧洲也曾用过，“欧洲教会最早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反对家族内通婚，这一政策部分是担心近亲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代的基因缺陷，不过还有别的目的。贵族在亲戚之间通婚为的是把财产保持在家族之内，教会则担心这样会使王室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教会权力构成威胁。”(吴钩《隐权力》，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2月版)
三、以锢民达到弱民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处走走看看，可以增长见识，增加信息源，可以货比三家，发现别人的优处，知晓自己的不足。民众自由迁徙，还可以“适彼乐土”，哪个诸侯国好就去哪个诸侯国定居。可是，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迁徙、择国而居的话，譬如齐国有文化底蕴，我想去齐国定居，楚国有风情，我想安家于楚，就会有人口的流进与流出，要是因为秦国不“宜居”，造成大量人口流失，势必损害国家的实力，这是秦国国君最不愿意看到的。
商鞅针对性地提出，“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商君书·垦令》)译过来是讲，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这很好理解，民众不得“擅徙”，将其禁锢在一隅之内，就不能接受外面的信息，其他国家是什么样子，不能眼见为实，没有比较，只能听官家说了算，说是红的就是红的，说是黑的就是黑的，说我们最亚克西，就相信我们最亚克西，于是安于现状，支持现统治，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目的：“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君书·垦令》)，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国家就非常安全了。这有点像现在的朝鲜，不让人民“逃北”，“逃北者”被抓到要处以严厉的惩罚，无非是愚民，让人民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
四、以辱民达到弱民
辱民就是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卑贱。一个人在人格上低下卑贱，在精神上抬不起头，就不是有力量的人，是精神的弱者。譬如被压制的、打入另籍的商人，列入“四民”之末，他们虽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好评，仍然被人瞧不起，并没有与其物质相匹配的精神骄傲，仍然是弱民。
商鞅辱民的理由是，“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商君书·弱民》)。民众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官吏。“辱则贵爵，弱则尊官”(同上)，民众只有处于卑贱之中，才会看重显赫的官职爵位。必须将民众高傲的头颅摁下去，极尽污辱之能事，就像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来撒。侮辱老百姓，让民众毫无尊严可言，从而尊崇权贵，敬畏皇家，官家皇家稍微尊重一下他们，给点小恩小惠，就会感恩戴德，谢主龙恩，无尚荣耀。
怎么辱民呢?商鞅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治民羞辱以刑”，用残酷的刑法来羞辱人民，让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商鞅主张法律平等，主张肉刑，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犯了法动辄“斩人肢体，凿其肌肤”，不是割鼻子，就是脸上刺字，再不就是把人宫(宫刑)了，不但行刑非常恐怖，更重要的是进行身体和人格的羞辱，让人卑贱得抬不起头来。
聂作平先生认为，辱民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中，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一样。(聂作平《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载《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这样一来，尊崇官职的官本位社会心理就慢慢培育根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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