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这是一些正在发生，但还没有被主流社会意识到的状况。漂泊的经验，迷惘、不安、流动，以及其中蕴含的理想，发生在个体身上，而当这样的个体越来越多，这样的经验跨度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个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在这些不同的个体身上，出现了一种相似的“感觉结构”。“感觉结构”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还没有在现实世界成形，在政经秩序上表现出来的东西，作为一种感觉的、情感的胚胎，出现在经验和意识里。那么“漂泊”的经验在这里是否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现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资本机制无法把全部的“漂泊”的经验转化成“成功”与“失败”，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把“漂泊”的经验全然规范起来，转化成一种“正能量”。而这些漂泊的经验，这些面目模糊的漂泊者，从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和轨迹中，能不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想象?这个世纪所出现的，种种的“漂泊”的经验在模糊、打散上个世纪所出现的知识和想象。比如，在上个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经验里出现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否需要全然复制到新世纪，并在中国崛起的状况里，形成一种大国角逐的画面?在新世纪的资本机制已经进入人的外部和内部，是否只能复制上个世纪的“乌托邦”想象，以此来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外“寻求另一个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里，怎么处理“外界”和“他者”?怎么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主体?“外界”仅仅意味着把自我放大吗?“他者”就是自我的投射吗?在不可避免的，与外界和他者的接触中，从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出来的知识和认同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举个具体的例子，香港的回归，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意识里，是前殖民地回归了祖国，由此，“中国人”重新成为了香港人的认同。在大陆的历史意识里，这是明确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回归的问题在回归那一刻就得到了解决?进而意味着香港在历史转折中出现的复杂心情不需要处理?香港97年回归，回归后的问题进入了新世纪。殖民地的回归，这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所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在新的状况下，如何调动二十世纪的经验去处理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如何处理前殖民地的复杂情绪?如何理解和自身处于不同历史状况里的人，并在新的局面中找到一种政治想象?反过来，中国如何处理自身在二十世纪形成的感觉在新世纪的继续作用?这些问题如果不被追问和打开，就只能在原地打转。近现代屈辱的记忆使中国向内，凝聚起一股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与大国崛起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在改革的脉络里，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当自身受到外界刺激(不公、欺压、不满、隔膜等等)，这种被二十世纪历史塑造出来的民族情绪就很容易涌动起来。因为它一直在那里。而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到香港回归的状况里，可以看到，民族情绪和香港的本土意识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在未经处理之后演变成一种大众在情绪上的对立，乃至谩骂。这其实是形成了香港回归后在情感上的脱轨，形成一种分裂。
在新世纪的，全球化继续加深，流动性继续加快，不同区域的人被压缩在一起的状况下，复制二十世纪产生的对“个体”的想象，并将它限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面，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在流行文化所塑造出来的“相同的人性”背后，是不同区域的个体对彼此更深的隔膜。在对“漂泊者”个体的想象中，包含了一种尚未被看见的，然而可以感知的新的集体意识。这种新的集体意识是指向民族国家、一种理想、跨国的认同、还是别的什么，其实是随着“漂泊”的经验在不同的状况里变化。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并不是把漂泊者都纳入一个轨道，加工成“成功”和“失败”的产品，而是能让他们各行所是，创造自己的生活?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其中可以包容不同的梦想，和没有梦想?
作者简介：王翔，生于80年代初，作品有小说《夜雪》、诗文集《寂静之声》等。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