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漂泊者”出发，想象一个世界
当我说到漂泊者指涉的是一种多元的青年主体，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无法再用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来解决，也就是说，没有一包药，能包治所有人的病。在大的关怀之下，应该发展一种视野，来进入不同的主体内部，看到不同的状况。高屋建瓴的感觉是很好的，革命时期所培养出的“威权人格”延续到了新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时期并没有过去。在改革的时代，革命的能量以一种“思维”和“气质”的方式存留了下来。这是一种威权人格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思维。这使我常常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人人都是集体的代言人，国家的代言人，唯独对具体的个体视而不见。比如说，我听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A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问题，B说那你有什么办法来代替吗?在这段问答里，A的抱怨被上升到一个体制代言人的位置。个体经验在这种思维里被湮灭了。在这其中，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个体的发言位置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经验里面有了抱怨?从他自身的状况出发，能做些什么?这些问题在被上升到一个“整体”的讨论以后完全看不见了。
当我说到“漂泊者”，是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这种来自威权人格的，集体主义思维的外壳，可以从不同个体的身上脱落下来，让不同的个体可以看到自身的具体状况。这意味着一种经验和情感上的解放。也就是说，要把“方法”，从集体主义的一方，转移到不同的个体一方。要做这种视角的转换，首先需要的，是不同个体的充分发育。
不同个体的充分发育，也就是不同的中国人的充分发育。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是某种不证自明的实体吗?在不涉及具体状况的讨论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幻象。在这里，需要被追问的是，什么是“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近现代的屈辱?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崛起的欲望?等等。中国的镜像在不同的语境里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在这样一种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比如仅仅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中国的镜像中，一个应该被打开的问题是：中国人应该往何处去?在改革催生出的“漂泊感”里，中国人呈现出了什么不同的形象?也许现在是一个时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
我有一个感觉，在新世纪以后，中国逐渐进入了一种“大国崛起”的氛围里面。90年代，还处在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忐忑心态里面，社会上还有很多对“亚洲四小龙”的羡慕之声，人们觉得台湾、香港怎么发达，我们还比不上。新世纪以后，中国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底气。现在很少会听“亚洲四小龙”怎么样，听到最多的就是美国怎么样。美国变成了一个参照对象。在这其中，国内产生了一种按捺不住的集体情绪，尽管伴随着很多混乱的局面，比如恶性的公共事件，对体制的不满，对贪腐的痛恨等等，这种情绪还是很强的起来了，就是“大国崛起”，而这其中的核心，则是“经济崛起”。这样的“经济崛起”不仅仅是一个赚钱上面的事情，它承接了一个20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所以一旦有机会翻身，就来得特别猛烈，也特别急切，有种恨不得要一步登天的感觉。在这种亢奋中，国家似乎与个体更牢的捆在一起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时机，就是大国崛起的情绪在尝到了经济崛起的滋味之后，可以暂时的松弛下来(但也有可能是更加强烈)，这使得“中国人”的形象有可能从一个大中国的幻象中脱离出来，在不同的状况里看到自己。这里需要细致说明的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与中国的国家意识是牢牢被捆绑在一起的。著名的例子有郁达夫在小说《沉沦》里的结尾，“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在这篇定稿于1921年的小说里，郁达夫写了一个在异乡的学子，孤独，颓废、在迷惘和色欲间飘零，最终走向了自杀。这些可以被归为私人的情感，在小说的最后，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层面上。青年的失落被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失落。个人的主体性无法离开国家意识。而国家意识，在这里，横向来看，是被外来列强的侵略所形塑出来的一种向内凝聚的共同体意识[2]，纵向来看，则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尊严被挫败之后，产生的一种屈辱和崛起的欲望。让中国崛起的欲望积压在民族的内心深处，这使得个体在这种欲望得到释放之前，无法从国家意识中脱离出来。而当中国崛起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即使仅是经济上的满足，个体也就有可能从国家意识的压力中松弛下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在海外开始不再束手束脚，抱成一团，而是敢于表达物质上的欲望。这种挥霍背后，则是一种积累了太久的集体的屈辱感，得到了释放。中国人有钱了。中国是大国了。这样一种感觉产生了出来。这是一个时机，让中国人可以从受屈辱而形成的集体意识里松弛下来，发展出一种有差异的个体意识。在不同状况里的个体被看到了以后，很难再用一个上升到整体性的问题把个体的困惑封闭掉，而是有不同的个体，开始以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对“怎么办”的追问。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抽象的构想，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回到教育体制的问题。说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一个人应该怎样发展自己?这些问题应该交给别人来处理吗?交给权威、上级、官员来处理吗?同样，什么是好的生活?一个人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这些问题，应该交给社会吗?交给父母、世俗?(因为人人都是这么过的。)还是交给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现实的情况是，“大国崛起”的氛围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压力，由市场机制产生的“外力”在强力的塑造、规范着个体。这种“外力”之强，以致有国外观察者认为，赚钱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这都是现实的情况。但在这其中，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个体选择的空间?青年主体有没有可能不按照市场机制产生的“外力”，而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发展出的“内力”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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