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漂泊感。透过将这种感觉历史化，我期望可以借着“漂泊”的感觉展开一个视野，看到人们在这历史的转折期，体验着一种可以让彼此相通的“漂泊感”，一种“躁动不安、无根、迷惘、寻找理想”的中间状态。坦白说，在改革的脉络里，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在这种“漂泊感”之外。漂泊感经过改革催生，或多或少的进入了不同主体的内部。可以说，这是一种与改革所画出的疆域同在的感觉，它涉及到了改革所抵达的范围。有一次我在上海打车，司机是上海本地人，下了高架桥他忽然找不到方向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新修的路太多了，他不熟，他开着车在街上转来转去，我不知怎么形容那一刹那的感觉，快速的城市建设让这个上海司机不认识上海的路了，我坐在他的车上，也不知要被带到哪里去。那样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我不知怎么处理，只好让它自然地过去。这种体验很快就过去了。即使事后提起，也像是一个笑话那样微不足道。可以想见，那个上海司机，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继续活在一种对上海非常熟悉的感觉里。但是，如果不放过那一刹那的感觉，如果以它为视角，可以看到，在那个置身于现代交通工具，在新修的街道上转来转去的瞬间，在那种“恍惚、不安”之中，司机和我都现出了“漂泊者”的原形。这是被中国大陆的改革所生产出来的。试想，在改革的脉络里，城市里一天会出现多少个这样“恍惚、不安”的瞬间，这些感觉，即使没有被意识到，也存留在了人们的身体里面。这样来看，一个上海、广州、北京、或某二三线城市的市民，没有离开自己的城市，生于斯长于斯，就没有“漂泊感”了吗?我的看法是，他们也是有的。当一个北京市民，把自己和外地人严格区分开来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漂泊感”在一种现代性体验的层面上或许并不亚于他者。在一些情况下，外地人的漂泊感可以转化成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居住、异地求学、高考、打工二代等等，本地人的漂泊感在这种对比下看起来不见了，但不等于不存在，也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处理。
这是一些身体经验，而从主体的精神状态来说，漂泊感更是一种普遍状态。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有什么是可以被称为信仰和理想的呢?究竟还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到外面去，到别处去，他们想体验什么，找什么?如果信仰和理想可以被确定为一种精神上的归宿，那么在这个时代，没有精神归宿的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有精神归宿的人是会停留在某地，还是更加无畏地漂泊?当这些问题被不断打开，可以看到，在改革的脉络里，情况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也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身体上处于漂泊状态的人，在精神上是有归宿的，而身体上处于稳定状态的人，在精神上反而躁动不安。在这复杂的状况中，有一条线索，是可以把握的，就是相较于革命时期的集体主义式的理想和信仰，在改革的脉络里，理想变成了个体的事情。对我们这一代的父辈来说，理想、信仰是有特点的内容，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这样的理想召唤出“社会主义新人”。理想在那个时期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集体的事情，在一个巨大的共同体里面，个体确认了自身的存在感。这是打在我们父辈身上的社会主义烙印。那种烙印之深，不是停留在思想上，更是烙印在语言和气质上。当我试着去理解父辈，我感到的是改革这个转折所产生的巨大的推动力，集体主义式的理想在这个转折点上失落了，随着出现的是个体式的理想在涌动，这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共同体破碎之后，理想炸成了不同的碎片，再没有一个共同体去包揽个体理想和精神上的问题，个体需要自己去建立、寻找理想，与此同时，个体要被迫通过“成功”来证明自己。“漂泊感”从中出现了。理想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个幽灵，因为它再也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了，它被各种势力深深地压抑住了。在这样的局面下，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是说不出话来，或者说，他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就只能“隐忍”地，默默地活着。你说什么，他听着。为了生存他得忍受很多事情。但你很难说他的这种“隐忍”里面没有东西。也许在某个点上他里面的东西就显现出来，或者爆发出来。同时，大量的年轻人在身体上过上了漂泊的生活。到别处去，到远方去，到发达地区去，这种主体精神状态里难道就只有“赚钱”二字吗?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情绪。理想因为找不到内容、甚至形式来表达，所以化身成了一种无休止的寻找，一种持续的无聊，一种不满，一种恐惧。这是我所谓的“漂泊”的状态。我不是简单地在一个空间的移动上来理解“漂泊”，我也把它理解成一种年轻人的主体的精神状态。那么这当然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是很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些快速流动的东西，正在汇聚的东西，无法命名的东西，龙蛇混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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