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千年的“王道”价值，以及承载这一价值的社会政治结构，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彻底摧毁。之后，儒家道德就没有了实现的基础。这就是儒学在近代以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公元前771年，周室东迁。从此，历史的形势转变为大国争霸，并呈现着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的趋势。从那时起，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五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近代以来，论者多从社会形态演进、制度变迁、物质文明进步，以及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等方面来加以阐述和赞扬;却对其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缺乏认识;对于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以恢复旧文化和旧制度的苦心孤诣，缺乏同情。今天，重新审视这些变化，对于理解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
上古三代的“王道”
“王道”，是中国上古三代的基本制度和理念。早在三代之前，在现今中国的中原地区，众多的农业定居部落，为抵抗周边蛮夷戎狄的入侵，而联合为一个巨大的防御共同体。这个防御共同体的最高原则，一是共同体领袖要以亲亲之义去密切亲族血缘关系，进而以亲族血缘关系去维系地缘关系，然后在更为广阔的地域中扩展这两种关系，使整个共同体结成牢固的联盟，这就是《尚书》中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二是共同体领袖必须善待周边部族，亲近共同体成员，厚施恩惠而诚信待人，使内部坏人和周边部族都无机可乘，确保安定，不误农时，使大家都有饭吃，这就是所谓的“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在中国历史上，“王道”实现的开端，是炎、黄结盟。当初，打得难分难解的炎、黄两族最终结盟，就是因为他们都已开始农业定居;继续打下去，不仅农业生产难以照常进行，也将导致周边民族趁机进攻中原。其后，夏、商、周三代，也都以这样的“王道”作为联盟存在的基础。其内部尽管也存在着大量的兼并，但通常是以地缘、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联合，而非单纯的武力强迫。“王道”之下，在中原共同体内部，不仅各成员之间互不干涉内政;即便是作为盟主的“王”，也不允许干涉各成员的内政。“(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破坏了联盟内部的和平，诸侯就背叛了他。而商灭夏之后，能够成为中原盟主，就是由于它承诺让中原各部落依旧“各守尔典”(编者注：各自遵守自己的常法)，不干涉它们的内政。同样，商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大伤元气，又在共同体内部招降纳叛而弄得众叛亲离，而为西周所灭。西周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原盟主，也是由于它承诺让各部落依旧“宅尔宅，畋(耕种)尔田”，不干涉它们的内政。
总而言之，决定了中国上古三代历史大势的所谓“王道”，是以不误农时、保证吃饭这样简单的道理为出发点的;所谓“协和万邦”“柔远能迩”，乃至于“各守尔典”“宅尔宅，畋尔田”，都是以贯彻不误农时、保证吃饭这样的简单道理为宗旨的。它确乎不够高深，但决定了中原地区众多农业部落在十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的基本生存状况。
“霸道”的本质就是功利主义
西周从昭王、穆王开始，对外变得非常好战;对内则不断干涉诸侯内政。结果是“戎狄交侵”“诸侯不睦”。周厉王时，西周的王权开始向霸权转变(童书业语)，其实也就是“王道”向“霸道”转变。周室东迁，周政迅速衰弱。势力较强的诸侯，就联合了中、小诸侯起来争霸，天下也开始普遍地信奉“霸道”。
霸世一旦形成，在各诸侯国国内，充斥着实力比拼和阴谋诡计。春秋时期，最先起来称霸的是郑国。郑国实力有限，又不懂“尊王”“攘夷”和“睦邻”，霸业并没有成功。但是，郑庄公在国内，却是长袖善舞。他的母亲姜氏，暗中支持他的弟弟共叔段篡政。这母不母、弟不弟的，也是当时的风气。而郑庄公假装孝敬母亲，忍让弟弟。姜氏为共叔段要城要地，共叔段侵吞国家的城邑，他都听之任之。等他消灭了共叔段之后，他软禁姜氏，又颇费周折地与姜氏和好。他刻意要向天下表明，他还是个孝子。霸世之中，此类不君、不臣、不父、不母、不子、不弟，又假仁假义的故事，《左传》上不知记录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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