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霸道”之下，原有的村社共同体土地所有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村社在管理生产(主要是维持灌溉制度)、组织公田劳动、定期重新分配土地、执行慈善、主持教化和调解纠纷等方面的职能和权威丧失了;因共同体不复存在而孤
立的一家一户的小农，从此在身份上直接隶属于国君;贵族制度则随之失去了存在的可能。问题在于，君主专制集权的国家体制，是以官僚来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村社共同体不复存在，村社的职能和权威的丧失，使社会的组织程度如散沙一般，国家对大多数社会事务只能予以放任。
吕思勉先生指出，秦统以后的二千年中，地方的公益事业“悉废坠而无人过问，而人民遂出现极萧索可怜的状态”，与社会在组织方面的这种退步和放任关系甚大。而村社共同体的不复存在，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在组织方面退步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总而言之，履亩而税所造成的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倒退，给当时以及后来大一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兼并战争与“率土食人”
从周室东迁到春秋结束，差不多300年。有人统计，仅《左传》上有记录的战争，就将近500次。而诸如齐、晋、秦、楚、吴、越、燕各自在边地进行的扩张战争，多不包括在内。伴随着这些拓地千里、战车数千乘的大国的出现，战争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而偶尔出现的和平，也只不过是诸侯发动更大规模战争的前奏。
战争的规模越大，杀人也越多。大国交兵，动辄战车千乘、兵力十万。春秋后期的吴、齐艾陵之战，齐国十万大军，几乎全都战死沙场。进入战国之后，战争的规模就更大了。有人统计，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战争总共185次。其中，秦国对各国的10次较大战争，杀敌最少的一次是4万，最多的是45万，总计近130万，而战死的秦兵又不知多少。(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整整五个半世纪，仗越打越大，杀人也越来越多。这样长时期、大规模、几无间断的战争屠戮，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孟子诞生于孔子卒后的一个多世纪，对列国之间的剧烈兼并和杀戮，较孔子有着远为深痛的感受，对那个时代和战争的性质当然也看得更清楚。他总结道：“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这段话揭示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大问题：一、那是一个统治者求富的时代;二、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为富不仁;三、那时的统治者最为不仁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求富而穷兵黩武。孟子还说过：“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这两句话，一是说土地和人民为统治者求富之基础，二是说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财用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诸侯因求富而追求广土众民，无休无止地发动战争;而为了有效地削弱敌国，滥杀更成为争取在长期战争中取胜的重要手段。惟其如此，除了在战场上杀敌，军队在战场之外也有组织地对敌国平民进行大规模地杀戮。尤其是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实行了上首功(以杀头论功)制度。在吞并六国的过程中，秦国的士兵打到哪里，必以杀戮敌国无辜百姓邀功，且无论老弱病残妇孺，被屠戮者亦以数百万计。“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绝非虚言!孟子因此强烈谴责“春秋无义战”，更把战国时代的那些能征善战的将领、纵横术士和提倡“农战”的改革家，一概视之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的罪犯，说“善战者服上刑(编者注：好战者应该受最重的刑罚)，连诸侯者(搞合纵连横的策士)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使百姓开垦荒地尽地力的人)次之”。即便是对管仲这样的人物，孟子的评价也很低，认为他得到齐桓公的重用，居官时间又长，齐国国力又那么强，却不能恢复“王道”，功劳也只不过“如彼其卑”。这与孔子对管仲的赞扬，是大异其趣了。
“仁”的托空
孔子提倡“仁”，以克服“礼崩乐坏”而恢复“王道”。周辅成先生认为，孔子对于“仁”的倡导与阐发，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主德”，由“义”而转向“仁”，并将更多地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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