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上另一则关于秦晋失和的故事，更耐人寻味。“乞籴”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睦邻制度：部落之间谁家发生了饥荒，都可以向邻近部落求援。这正是古来流行于诸侯之间的“王道”。秦穆公的时候，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求援。那时，秦晋两国，“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关系十分密切。但秦国仍有人建议，不如趁此机会去攻打晋国。显然，那时只要是为了国君，无论怎样唯利是图、不仁不义的主张，没有说不出口的。倒是秦穆公，还是坚持“救灾恤邻”的古训，答应了晋国的请求。
可是，两年之后，秦国因为天灾向晋国“乞籴”，却遭到晋惠公的拒绝。大国之君，婚姻之国，竟也如此公然忘恩负义，足见当时的国与国之间，信义二字已无分量。晋国大夫庆郑为此曾批评晋惠公“无亲”“不仁”“不祥”“不义(利)”，虽然讲到了道德，却也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凡事惯于权衡利害的风气。
《左传》上还有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编者注：不向未做好战斗准备的敌人发动进攻)的故事。其实，像“兵不厌诈”这样的道理，宋襄公岂能不懂。对于楚人之不讲信义，他当然也清清楚楚。楚人曾经在会盟时绑架过宋襄公，以此胁迫宋国投降。这样的事情，在一个讲信义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宋襄公，总觉得还有比战胜敌人更重要的东西，而不愿意为了取胜就违背“王道”。他不会借口“你不仁我也不义”，而出尔反尔。所以，尽管战败，而且身负重伤，面对举国上下的批评，他仍强调古代战法中“不重伤”(编者注：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兵)、“不禽二毛”(不俘获头发胡子花白的人)、“不以阻隘”(不凭借险隘地形阻击敌人)这些禁止滥杀和公平交战的“王道”原则，为自己“不鼓不成列”辩护。
“霸道”的本质是功利主义的，那就只讲实力和阴谋诡计。讲实力，就是“以众暴寡，以强凌弱”。讲阴谋诡计，无非是谗慝诈伪、无所不用其极。而越是讲实力，也就越是需要通过搞阴谋诡计来弥补实力的不足。所以，那时候所谓的“尊王”“攘夷”和“睦邻”，都不过是诸侯为增强实力、建立霸业的“假仁义”，却又做得像是要恢复“王道”的样子。以至于孔子都要忍不住称赞管仲助成了齐桓公的霸业，说如果没有管仲，连他自己也难免变成“被发左衽”的夷狄之人了。
孔子的心中，当然还寄托着激励天下诸侯以恢复“王道”为己任的天真。无可奈何的是，诸侯倾心奉行“霸道”，也都精于算计怎么样的假仁假义才对自己有用。惟其如此，无论怎样的激励，都不会使他们稍有一些向往“王道”之心的。那时候，天下大致也都是唯利是图、不仁不义的。所以，孔子被视为“丧家狗”，被斥之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并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的。而孔子自己，也不会感到奇怪。
霸世的常态，是事事都充满了利弊权衡和假仁假义。“霸道”的本质，就是功利主义。在这样的历史中，“王道”的价值必被毁灭，剩下的只有唯利是图和不仁不义。
履亩而税与社会组织的倒退
从各方面的状况来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君主专制集权的程度已相当之高。那时，君主要发动战争，或重用那些社会地位低贱的人，自不必顾忌贵族卿大夫的态度。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无论在自己的领地，还是在贵族的领地，各国君主对所有的耕地一概都实行了履亩而税(编者注：按亩抽税)，从而在经济上形成了对贵族的绝对优势。然而，履亩而税的更深刻意义，还在于对整个社会基层组织的破坏。
上古三代，乃至更早的时期，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村社共同体，实行的是村社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商、周时期，这些村社共同体各自从属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不同等级的统治者，各以耕种“公田”的方式向统治者交税。至少在大约七个半的世纪中，村社共同体的耕地与公田之比，普遍是九比一。这说明统治者的土地剥削，始终被限制在什一税的范围之内。而为了保证公田能够得到良好的耕种，统治者也不能任意在其他方面征发力役。《诗·莆田》中就描述了人民被征发到远方服劳役，造成公田荒芜的景象。但是，履亩而税之后，统治者的土地剥削，就突破了公田的限制，并且使力役剥削也变得全无限制了。齐国履亩而税(“相地而衰征”)之后，税率甚至达到了“民叁其力(粟米、布缕、力役)，而二入于公”的地步。可见，当时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君主土地所有权及其政治主权的观念，是何等的残酷和霸道!而孟子斥之为“率兽而食人”，真再恰当也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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