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心怀杀机，从山上滚下巨石以示他们对红军人侵的不满。
毛泽东努力用吟诵诗词和宣讲故事使战士们振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的战士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焘会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泽东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次患了疟疾。
毛泽东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毛泽东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障、姬鹏飞(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及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泽东把患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之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毛泽东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
事实上也是，1923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的人事关系趋于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他都患了病。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会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不断，贯穿他的生活。
一天，一块不像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河上游40里处有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泽东则不然。因为他正要面临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毛泽东已有8年没有见到张国焘了，不过不是躲避他。两人都不像28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国焘去过莫斯科并认识苏联人。他们二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有经验，彼此间互不信任也早于28个布尔什维克。
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地相距甚远。张国焘这位地主的儿子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此时毛泽东则在北大校园的边缘焦急地徘徊。在毛泽东置身于农村运动后很久，张国焘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远在川西的一条路边，旗帜、标语遍布，演讲台搭建起来。毛泽东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一支有30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从这些漂亮的马身上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国焘的军队(5万人)比毛朱的军队人数(4.5万人)多。张张国焘的部队衣着整齐，装备较好，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们隐蔽式的生活好像是在度假。
当张国焘走近前来的时候，毛泽东有些不自然地笑着对身边的人小声说：“不要羡慕那些马。” 他可能回忆起自己的部下没少吃有时作为补给的马肉。
张国焘对这次会面作了不同的描述：“我一看见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
一位亲毛泽东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焘在他的30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像一位演员出台。朱德和毛泽东急忙迎上前去，他却在原地等着，甚至没有往前走半步。”
情形就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间对对方及对方的部队都存疑虑。
当天晚上，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主要人物一起进餐。作为失意者，张国焘注意到饭桌上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他回忆说：“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听我介绍四方面军的情况。
足智多谋的毛泽东的闲谈碎语使笨拙的张国焘烦躁不安。毛泽东自己喜欢吃辣椒，他的话题便是，爱吃辣椒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张国焘可能不喜欢吃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产生分歧时无趣的镜头：“毛泽东遭到了博古的反驳……他不喜欢吃辣椒。”
如果说这是长征中的最低点的话，它不是没有原因。两支部队企图融合在一起，各有自己的特点、经历和目的。几个月来被忽略的问题终于出现了：性格的冲突、惯常的骄纵、穷苦士兵对未来的美梦。
毛泽东和张国焘各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为了未来，毛泽东希望继续北上以便抗日;张国焘则愿意留在西部(他对这里已较熟悉)积蓄更大力量。
8月份，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重要会议。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政治局会议在一个喇嘛寺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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