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发现了真正的自己。纵有千难万险，纵有地理生疏的挑战，纵有死亡的威胁，纵有党内的派系斗争，纵有红军多次遭全军覆灭之险，但10个月6000英里的长途跋涉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那寻常难以发挥的天才。
反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受个人生活的牵制，而是开始了一个超群出众、鸿才大展的时期。他孤身独处却总是命系集体。虽然说贺子珍也参加了长征，但在10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一直都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当时贴近毛泽东的服务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她。毛泽东与他生存下来的弟弟毛泽民的关系也不密切，毛泽民当时负责照管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
另一方面，长征时期可能是毛泽东诗词写作最多的时期。20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毛泽东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
他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愕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证据。横贯11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以取代莫斯科的新权威，毛泽东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甚至面对群山大发灵感，将它视作超出中国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象征: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妆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裹土地上，他看到了约在20多年前从书上得知的山峦庙宇。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毛泽东最逼真的形象应当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像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比毛泽东预料还要难以敲碎的更硬的坚果。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对付红军。
张国焘放弃了在川北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着，毛泽东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国焘的精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介石能够把毛泽东的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艰难行军中，精疲力竭的红军抵达茅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排列的100只大缸，每一只都盛有20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较为老练，脸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洗脚水”点滴不剩。
只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军才冲破了蒋介石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迂回向西进占云南(云之南)。毛泽东佯攻贵州省会，蒋介石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对待发制敌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是胜利。”红军付诸行动，1935年4月，毛泽东带着他的部队进人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泽东在这里遇到了春天的炽热。
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野间遍是鲜花，更有纷飞的彩蝶。但是他必须忍受在炎热的气候中进军。蒋介石像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飞抵昆明，带着随时可供调遣的新装备起来的10万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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