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新获得的权力其实质是在军事。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人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可以说是他的杰出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和艰险。
在该城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解释了这些方略，同时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口号：“北上抗日”。
遵义的12天改变了长征面貌，使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转变成为着民族和革命双重目的的政治宣传。
这也使中国革命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变得明朗了。斯大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再顾及四处流窜的中共，他根本不相信这批农民军队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由一位并不敬畏苏联的人来领导。这绝非偶然。正是在与莫斯科接触十分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几归消失的时刻权力移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依然景仰十月革命。30年后——当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再讲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原因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重心还是应该在中国的农村。
此外，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部的组织方法上也逐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抵制。这也特别表明他对人的改造所抱的信念和他那灵活、植根于本土以及精神高于物质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要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同时，他还想与四川北部张国焘的军队会合，在这一神话般的省份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休整后，长征重新开始时，毛泽东显得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毛泽东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灰军装。
毛泽东有一匹马，但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他患过两次疟疾，病得很厉害，以致连马都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战士抬着行军。
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是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有时他也破例在他的吊床上睡到正午。他一直把身边的几位年轻人当作自己的助手，这些年轻人包括秘书、卫生员和兼作勤务的警卫员。警卫员陈昌奉是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渐渐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泽东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他会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不休息。陈昌奉就要赶紧为毛泽东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
有时毛泽东发现他的休息处有点奢侈的东西。他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把他安排去某家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有置放文具和电话的书桌的地主家里休息或者工作一两个晚上。
如若能找到香烟，毛泽东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也能够振作起来。有些资料说，在部队即将开始作战时，他的士兵甚至用鸦片与对方换取香烟。在没有烟草的时候，也就显示出了毛泽东的灵活机智，他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品。
奥托.布劳恩也有这一嗜好，寻找上好的烟草或许是这位脾气急躁的德国人和这位稳重沉着的中国人共有的一种热情，有时他们共同进行一些冒险的试验。
落日的余晖使天际变成了红毯子，毛泽东身上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橘黄色。明月下，错杂的乱石顿时犹如正在打斗的巨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部队燃起松枝火把照亮前进的道路，悬崖峭壁张着血盆大口好像是在寻找机会吞噬这支幽灵般的队伍。
每当这种时候，毛泽东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感到自己“离天三尺三”;他视飞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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