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中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泽东的失势使他也受到指责。1934年在毛泽东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
没过5个月，毛泽覃就死于敌人的魔掌(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是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毛泽东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年幼孩子。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泽东把两个踌珊学步的孩子放在一位不知姓名的农民家里照料，自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孩子。
贺子珍是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中的一位。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实际上这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及毛泽东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时，毛泽东答道：“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泽东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长征的每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关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上述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党内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至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于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总共有三万军队——第一方面军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介石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制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计划与湘西北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介石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猛烈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壮起胆来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制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毛泽东又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应合理地加以利用;没有注意当地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负载过重。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只能摇摇晃晃地行走。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了根本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埃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一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硬是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地图。
一个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的年轻瑞士传教士被捕，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泽东和朱德在近10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见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才27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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