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100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50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泽东则暗示这样扩红会与农业生产争夺劳力。他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泽东在一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人的人侵又一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光线之下。他们到底为何而战?难道它比抵御外敌人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邻邦俯伏着的巨大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则十分深远。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10年之后，这一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泽东和朱德于1932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900万人口中生效)。
然而毛泽东的确有远见。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像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空谈。
毛泽东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廷锴要求抗日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廷错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啤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廷锴之前，蒋介石已用计消灭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廷锴是错误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为了蔡廷锴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批评蔡廷锴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去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潮流。
再说，当他明知不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波逐流，牺牲蔡廷锴以保住自己在江西苏区所仅有的一点权力。这是一段使毛泽东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泽东强使自己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1000名代表，装饰着红绿彩旗。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无力、言之无物的空洞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泽东只能做一名袖手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而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件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在那时为止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泽东只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像一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他主席职务的解除而惊讶。但过于残酷的是，甚至在他任了三年主席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中他连委员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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