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开始达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人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噩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绝不会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起了作用，因为中共也选择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给养不足的被困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人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毛泽东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闲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他们受用了一顿。
他们坐在毛泽东所在村舍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喝剩的酒。当话题触及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泽东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美好山峦之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在这黯淡时刻再次病倒了。
他高烧达41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泽东的病称之为“外交病”)。从8月直至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连障为毛泽东炖了一只鸡。毛泽东拒绝吃鸡。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职业习惯使然(是被迫是真诚)，他乐于接受上次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叫毛泽东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泽东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可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在湖南与贺龙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感到窘迫不安，故而毛泽东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毛泽东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无舵的小船。8万余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有不少人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泽东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毛泽东没有带那个在同事们眼里已成为他的标志的破旧公文包，这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这是奇怪的。周围的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带包是消沉的信号。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
未来在握
如果说未来趋向开始有利于毛泽东，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在远航起初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像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蛇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当然党内也有一些)人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
对毛泽东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领袖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可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后来证明，与其说留下来的人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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