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朝气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后来抱怨说。
28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泽东的什么呢?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眼里，毛泽东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队员，其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似乎是放弃所占有的根据地。“攻占大城市”，他们叫喊着，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28个布尔什维克将毛泽东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一个红皮萝卜，斯大林是这样称呼我的，”毛泽东后来说，“红皮白心。”
在江西，毛泽东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的土地政策。
“鱼”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28个布尔什维克，文质彬彬地伸出手轻易地抓住了把柄，毛泽东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10年的历史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假，在某些方面，其批评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泽东的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的现实(如家族)绘入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泽东还不精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头脑中还有部分《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和28个布尔什维克论战的语言上也是这样。他认为简单地将“Soviet"(苏维埃)和“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对它一窍不通，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更是像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毛泽东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对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毛泽东适应农民的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没有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1933年，毛泽东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下40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泽东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此次反“围剿”，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取代了不被信任的毛泽东，成为红军总政委。在这些年中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概括起来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泽东行为有异，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辞激烈地展开过争论。周恩来确实不像毛泽东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像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举行了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会议，它把毛泽东的军事威望打人地狱。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次受挫使他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来令毛泽东住院4个月，但他康复得比这还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障医生为他安排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像得了疟疾。傅连障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
1933年，毛泽东拟定了在很久不曾动过笔后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
毛泽东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周恩来后就像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人到基层工作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统计粮食的数目，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自离开并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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