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就是在冀中，在冀中时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毛的关系，以前知道一点，但是这书里面写的很好，连江青怎么看这个书都写得很详细。
第五个是“文讲所”的问题，和胡风、和沈从文的关系，和沈从文的关系一直变成一个悬案，现在我们这本传里面，应当说得最客观了。
第六个北大荒时期，就是摘帽摘不了。
第七个就是晚年，晚年跟周扬的关系，晚年丁玲我也见过，当时丁玲给我感觉这个人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深、那么亮，丁玲再怎么老，眼睛也是大而亮，很震慑人，眼睛就是有神。
这七个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很大一个功绩就是都梳理得清楚，交代明白。我对这本书里谈周扬和丁玲关系还觉得不满足，在左翼文艺里面，允不允许个人部分存在，允不允许作家的独立性，部分自由性等等，一直有争议，左翼有一句话，你第一是党员，第二是作家，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鲁迅始终坚持文艺的独立性，这跟周扬不一样，丁玲也是不一样，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解玺璋(评论家、近代史学者)
传记不能太诗意
读《丁玲传》之前对丁玲的认识都是碎片化的，没有清晰、完整的概念，看了这本书以后，慢慢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印象。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传记的可能性，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传记就是以文字叙述方式重新建构一个人的人生，传记同时具有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属性，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麻烦。
我觉得传记一方面要准确无误描述传主平生的事实，还要加以阐释和解读，更清晰展示传主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活动，这个东西里面的分寸怎么把握很微妙，这里面我觉得真实和真相，传记作者客观理性真实态度是传记成功的条件，否则要完成一个传记是不可能的。
如何具备这些条件?首先，以科学方法收集传记写作材料，既真实又客观，完整全面，包括很真实的细节;其次，要对材料进行甄别，有些材料往往是真伪混杂的，必须要经过传记作者清理筛选你才能放心使用;最后，是传记作者的叙述态度，我觉得难度很大，也很危险的事，犹如八十老翁过围墙，稍不警惕就一落千丈了。
我看过一些传记，想象力太丰富了，叙述的太诗意化，根本不能拿来当传记看，这是很失败的传记。所以我就说由此来看《丁玲传》的写作，我们不能不对两位作者表示敬佩，中国现当代传记材料不易得，这跟我们状况有关系，因为一百年来，一直处在战争、社会动乱、无休止的运动当中，销毁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这对于写传记来说是极大的损失，此外，还制造了很多假材料、伪材料，很多自传、回忆录用起来都是很危险的，要不断地甄别这里面有多少水分。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比如说写到丁玲被捕时，作者提到沈醉1984年写给丁玲的信，信中提到丁玲被捕的情况，后面马上就说，这里面有不准确的地方，作者一一给予订正。
又比如丁玲在1943年的一份交代材料当中，说谭某某就是她老公，她用了敌视的口气，作者在书中做了说明，认为她的口气是故意的，以体现跟国民党划清界线，说明作者在处理材料时认真负责的态度。
有人曾经问过我，写传记是不是应该带有作者自己的感情?我想应该是带有感情，但应该有分寸，不能滥情，本书两位作者确实有感情，但是很节制的情感，是有控制的，这在我们当今的写作中是很难得的。
程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以丁玲为人处世态度去写丁玲
这本书对文学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状况来说有一种启发性的意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个传记的高潮，代表性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传记丛书，这些传记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累积十年的成果，回顾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话，最有价值的是来自于作家的作品研究，那个时候很多有质量的研究都是从作家作品研究出来的。
20年来，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发生很多变化，专业领域内做专业的人很少，作家传记传统有一个衰落。现在流行方法叫做问题意识，先确定一个问题框架，按照问题框架找材料，所有历史当中、人、事、文章都成为问题的材料。一方面来说有他合理性的问题，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推进;另外一方面造成一些问题，我们对于人、对于事、对于文自身脉络的理解、解读能力有时候被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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