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纪委紧盯“老虎”的同时，地方纪委也在“抓苍蝇”。在十八大闭幕后的第7天，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一段不雅视频出现在一位记者的微博上。第二天，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确认视频中男性确为雷政富;第四天，雷政富被免职。从举报到免职用了63小时。有网友称之为“微博秒杀”。因不雅视频案，重庆市共有21位官员受到处理，其中6位为厅级官员。
在地方反腐中表现抢眼的另一个地方是广东省。在十八大召开后的一个半月内，广东省有3名厅级官员落马。一份来自广东省纪检系统的数据显示，从十八大到6月20日，广东省纪检系统共立案4423件，涉及4613人，同比增长近30%.其中地厅级官员29人，县处级官员242人。
一份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416件23939人，同比去年分别增长1.6%和2%.其中县处级干部250名，厅级干部87人，省部级干部两人。由于部分案件尚没有从纪委移交司法系统，十八大后落马官员数量的增长，还没有充分体现在这一组数据中。
网络举报深度参与
十八大后中国反腐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网络的深度参与，且与实名举报结合了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搜集了88个十八大以后被调查的官员样本，其中包括省部级和地厅级官员。搜集的信息包括这些官员落马前的职位、何时落马、因何落马、线索来源、从线索出现到被调查的时间、从开始调查到信息公开的时间。
通过研究以上数据发现，在这88个被调查的官员中，公开消息显示线索明显来源于举报的共有20起。由于举报的隐蔽性以及新闻报道的有限性，实际上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比例要高很多。
在这20起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案件中，网络举报占了18起，占比90%.另两起则不能确认举报方式。在这18起网络举报中，省部级官员4起，厅级干部14起，分别占比33%和18%，两者加起来占比20%强。也就是说，在5个落马的厅级以上官员中，就有1个是通过网络举报成功的。
网络举报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涉案官员滥用权力，要么是有作风问题，要么是其身份让大家感兴趣，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在网络上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从而聚拢民意。比如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酒打人，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父亲公安局长的身份，二是权力滥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会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滥权者的憎恨，而对案件给予高度关注。
刘铁男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方面是因其位高权重，对公众有种神秘感，另一方面则是其发生在公众比较敏感的能源领域。此外，就是举报者的身份。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很容易激发公众的想象力。
情妇的举报则把公众的仇官情结与偷窥欲望结合起来，容易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注意力。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选取的分析案例中，出自情妇的网上举报的案件，人气居高不下。
在这些与情妇有关的案例中，纪检部门介入的速度也明显加快：雷政富案第二天介入，同一天证实，第四天免职;单增德案第二天调查，第三天证实，几天后免职;范悦案3天后免职。这种超越常规的处理速度，一方面与纪检机关对短期内聚拢民意的顾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情妇掌握了更可靠的证据。
与情妇举报相比，媒体人举报因为自己非当事人，许多案情是听人转述，加上容易流于主观判断，因而在证据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这些需要调查来弥补。
在上述18起网络举报中，有13起是实名举报。在纪检调查越来越向实名举报倾斜的背景下，实名越来越成为网上举报的一个共识。一位研究者整理了从2012年初到2013年8月的28起实名举报，他发现，除了6起正在调查的案件外，另外22起案件的回应率达到86.3%，只有3起没有回应。在19起得到回应的案件中，12位被举报人被免职。
这位研究者还发现，在28位举报人的身份中，有8名商人，6名媒体人，两者加起来占了一半。这说明，在实名举报者的动机中，最重要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商业利益，二是公益。
大量的举报人采用实名，一方面说明举报人的取证意识与能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反腐生态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改变了举报者的预期。在实名与匿名之间，举报者的风险考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网络的出现，二是纪检机关对于反腐的态度。
网络给反腐生态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少为外界知晓的反腐案件，现在很难再暗渡陈仓，一个证据确凿的举报在网上公布后，汹涌的民意会不断挤压纪检部门的回旋空间，对其形成压力。另外，实名举报还会把被举报人置于一种受监督的境地，使其起报复之意时有所顾忌。如此一来，实名举报人就拥有了两个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是纪检机关立案的可能性增加;二是被举报人也不敢肆意妄为。这都会大大改变其对举报风险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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