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领导人对于战争灾难和历史责任问题是有认识、有交代的。标志是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的“村山谈话”和中日两国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同时，历届日本政府领导人还就战争问题向中国道歉25次。当然，我们应注意到安倍政府对历史认识的摇摆。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5年3月29日发表文章《日本需要正视战争历史》指出，安倍在讲话中质疑“侵略”的含义，招致了批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安倍也曾多次表达对历史问题的反省。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政府领导人将在8月15日就历史问题发表演讲，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在批评日本的同时，也要向法国学习，对历史问题要宽容大度，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样高瞻远瞩，超越当前，着眼未来。
关于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东亚地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即中日两国争夺东亚主导权。在人类历史某些阶段，崛起的新兴力量冲击原有国际秩序改变权力格局，常伴随战争，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在全球化、民主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互相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大规模战争调整国际关系，已经不可取。如今日本对中国崛起仍然不太服气，但是只能逐渐适应这个过程。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方面超过了日本，但是在制造业质量、技术研发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还落后于日本，需要向日本学习。
近年来，随着安倍政府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日本军力，中国媒体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声音。这种论调不符合日本社会实际。什么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把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服务于战争。在这样的社会中，军事机构是全社会核心，占据最重要地位，战争不仅是军人的事，而且是全体人民的致力目标。众所周知，日本社会并不是这个状态。
总部位于瑞士的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2015年3月18日发表“是否愿意为国而战”的调查结果，在调查的64个国家中，日本以11%排在最后一位，而中国愿意为国而战的国民数字是71%。这就是说，在日本只有11% 的人愿意为国家而战。这哪里是军国主义的形态?正因如此，中国《环球时报》2015年3月19日报道说，日本各界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抱有警惕，反战声音不绝于耳。该报道还说，3月中旬，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新闻》、《北海道新闻》等媒体都发表文章，要求日本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今天，积极参与和平构筑。2008年5月7日，中日之间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这是对日本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在2002年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说：“要让一个战败国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缺乏事实依据渲染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容易导致“误会连着误会”，使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沿着错误的方向滑动，不排除最终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要十分警惕的。
还是邓小平头脑清楚。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樱内义雄说：“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49页)
媒体对两国关系恶化负有重要责任
这两年，中日两国媒体在报道和评论对方时，对符合自己愿望的蛛丝马迹极力渲染，对不符合自己愿望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两国矛盾火上浇油，对两国关系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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