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9日，王健林84岁的母亲秦嘉兰住在成都一家顶级小区的别墅内接受《博客天下》采访。这套三层别墅由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开发，市场价如今已逼近1000万元。室内布置并不奢华，没有多余的装饰与家具，秦嘉兰也保持着早年朴素生活的习惯，她只在右手上戴了一只边框已经有些发灰的手表。王义全今年5月去世，去世前，他担任的最后职务是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副校长。
秦嘉兰曾担任四川一个乡的首位女乡长。1953年元旦，在区委书记介绍下，她与大自己18岁的王义全结婚。组织介绍的婚姻关系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非常普遍，所幸王义全是个好人。
“他一辈子没有欺负过我。”秦嘉兰说。
在秦嘉兰眼中，1950年代举家迁往大金县城是一件幸运的事。
“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紧邻着藏区的阿坝州有不少荒山，秦嘉兰独自一人过铁索桥去对面山上开荒，种苏联甜菜，自己养兔子。
王健林幸运地没有饿肚子。“他不高，胖墩墩的。”王健林少年时的朋友陈志阶说。
王健林是家中长子，当时已成为大人最得力的帮手。白天，他的父亲要去开会议，负责森工局档案管理的母亲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照顾4个弟弟的责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聪明能干，弟弟们都愿意听他的。”她不停地向记者强调这一点，外人眼里的首富和风云人物，在她的话语系统里始终是童年那个可以依赖的儿子。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这个“长子”的身份，这种处于家庭中心的心态也让他在外面成为孩子们的中心。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陈志阶说。在四川话中，说一个孩子是“匪头子”意味着，这个孩子不喜欢墨守成规，是集体中的不安分者。
似乎要证明那句四川老话“循规蹈矩在屋里头的娃娃没出息”，童年的王健林留给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独立、有想法、调皮。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王健林幼时就读于在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之后进入金川中学。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经历一共只有7年。陈志阶回忆：“森工局内部要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去工作，他就从学校出来，成为营林处的职工。”
营林处的工作是一项苦活。同是林业工人的陈志阶对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记忆。当时城里的孩子不大愿意去，都是从农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陈志阶说。
从家属区到工作地点，王健林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如此反复的过程维持了接近1年。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中，林业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么。但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决定去当兵。一年前，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冲突，出于对战争危机的考虑，中国迅速增补了一大批军人。
王健林当兵的想法也得到了母亲秦嘉兰的支持，这位老红军的家属认为，子女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家里的老大就应该是个军人。
但王健林的参军过程却颇费周折。“因为阿坝州不征收城市户口的青年，我们就把健林送回了苍溪老家，在那里上山下乡后，才去当了兵。”秦嘉兰回忆。
与秦嘉兰的说法不同，陈志阶的叙说却是另一个版本，“王健林表现得相当好，本来可以直接从金川去当兵，但因为森工局说他母亲成分不好，就在这件事情上卡了他。”
陈志阶认为，这段不悦的经历是造成日后王健林对他童年生活过的大金县冷漠的原因之一。阿坝州州庆时，现在已经更名为金川县的大金县组织“雪梨节”，县上请王健林，却被王健林本人拒绝。
“我只是在这里读过书，参加过工作，对金川，没有任何感情。”陈志阶转述说，“这是他的原话。”
参军后，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后这种“走出去”的行为在他身上不断闪现。
王健林否认这种不断向外走的行为源自他的性格，他告诉《博客天下》，这是时势使然，“到那一步了。”
军队系统少有的叛逆者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部队组织规则的优点。
一位当年的战友曾在微博上回忆王健林第一次来到陌生环境的情景。“1971年初春，吉林省集安县鸭绿江边的大山深处的军营里来了一批新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健林。他们当时属于特务连侦察班，新兵里面有四川和辽宁抚顺的，班长去挑选新兵时，他先选2个抚顺兵，然后走到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兵面前问他想当侦察兵吗，他说愿意。”
当时的王健林很瘦弱。“肥大军装、硕大皮帽和大出一号的皮大头鞋，一套行头穿在他身上有点滑稽。”但他很好地抓住了由对方抛过来的机会。在往后的人生中，这种不放过任何机会、勇于挑战的性格特点还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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