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跟王健林同属沈阳军区守备三师的侦察兵告诉《博客天下》，当年侦察班的工作内容除了野营拉练之外，还必须学会的各种技巧，包括解除障碍、飞檐走壁进入敌人房间盗取机密文件、用密码画军事图纸，甚至要在半夜去坟地挨个搜索，只是为了锻炼胆量。
几十年后重新审视这个男孩在军队的成长，可以看到他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部队组织的规则，并牢牢记住这些规则的优点。在未来的商业竞争里，他提取记忆，按照军队规矩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当年的王健林并不是一个好的规则执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续。参军8年后，1978年，他被晋升为排长，并进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对此前服从的规则开始提出挑战。
军事课教师张昌军说，在军校，很少有人站出来反驳教师，但王健林经常提一些让张昌军无法回答的问题。
一次，张昌军讲到用火炮射击敌军坦克的战术：射击坦克的时候，应该在坦克拐弯时，在弯道的内侧埋伏好火炮和炸药包。“这个是军内公认的理论，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教材上面也是这么写的。”张昌军说，但王健林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时，王健林的建议被张昌军写进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陆军学院解体的时候都还在用。”
在一次非常关键的考试中，王健林的战略战术课试成绩较差。当年的大连陆军学院院长陆民杰回忆：“题目是如果有一场战役，根据给出的地形应该在山的左边布兵还是右边，教案上的正确答案是在左边布兵更恰当，但是王健林做出了相反的回答。”
王健林作为学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应该知道这道题教案上的正确答案。“但他仍按照自己的主意做出选择。”陆民杰说，他还在考卷上分6条列出了选择右边布兵的理由，“分析挺有道理”。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从大连陆军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学院的大队当参谋。吴乃燕记得，当时整个学院上千名军官训练生，达到留校资格的只有两三人。
留校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另一种才能，那就是写文章和诗歌。他的战友孙皑沅观察到，很多人一起聊天时，王健林每次都会拿着小本子记录。当时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前进报》，王健林喜欢投稿，孙皑沅说，队里一年发了20余篇稿件，九成以上是王健林写的。
因为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的宣传处当干事。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动员学院的军士报考党政专修班。这是王健林给自己制造的众多机会之一。
吴乃燕认为，正是负责党政干部专修班的经历，让王健林从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普通军队干部，开始转型为市场化的人才。“因为要经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联系，王健林开始走出营房，那时他经常去省里(沈阳)和各种人接触，大连市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1983年，王健林就读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并在1986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位。
1986年，因为表现优秀，32岁的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任副处长，属于副团职干部。而王在管理处的主要工作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后勤保障，还肩负与大连政府以及官员打交道的任务。
那段期间，王健林开始认识级别更高的社会人士，处理更复杂的关系。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样了。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第8年，政府转变思想，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市场化建设正逐渐脱离原本的计划经济，而这一切，只要走出军营大门就能看到。王健林显然比别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场的准备。
陆民杰说，大多数人并没有像他那样的觉悟，很多人抱着部队军官的身份不愿意离开，甚至害怕走向自由的市场。
富贵败中求
起初万达付出很大代价但王健林能从错误中中吸取教训。
今年已经60岁的陆民杰对王健林来说有着双重身份，在王健林的军旅时期，他是大连陆军学院的学员队长，是王健林的直属上级。从部队转业后，他投奔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成为王的下属。
陆民杰说，十几年来，像他这样陆续投奔王健林的战友至少有20人。在军队中，同生共死的战友关系就成为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曾帮助过王健林。陆民杰说，王健林的事业之初，获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战友的帮助下。
1988年，西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觉得自己可以走出机关，走出去试试。
西岗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老总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公司负债好几百万，为了甩掉这个包括，政府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这个公司就给谁。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决定接盘。这个公司成为万达的前身。
他凭借棚户区改造项目赚了第一笔钱。但项目开始前，公司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标。陆民杰了解到，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某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帮助了他。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