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当中，希望大家能有这个意识，如何把自己的学习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日后工作了，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悟到这一点，你的境界不一样了，自身的内涵不一样了，也就一定能够自由发展。
2.独立精神
第二个被遮蔽的是什么呢?是独立精神。陈寅恪曾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一句话。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说：“依赖他人一定会带来低三下四的恭顺，和唯利是图的小人行为，并会扼杀美德的萌芽，为野心的塑造准备适用的工具。”这句话表达的是因缺乏独立精神而导致的人格缺失。我再比较一下福泽渝吉与张之洞。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张之洞是清朝大官，福泽渝吉没有做过官。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头像就是福泽的，可见他在日本的影响之大。很有意思的是，他和张之洞都有一本书叫《劝学篇》。福泽渝吉有句很有名的话：“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他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独立，而且是个人的独立。个人的独立在国家独立的前面。福泽渝吉抨击了“国恩”之说，他说： “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恩惠。” (福泽谕吉《劝学篇•论人与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9)
而张之洞讲“人人与国为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呼吁与朝廷“同心”、“教忠”、“明纲”。可见，张之洞那里没有独立的影子。而福泽之所以强调独立，可能在于他认识到“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历史证明，福泽比张之洞要高明。老百姓都能立起来，国家也就自然立起来了，而不是反过来，先有国家的立起，而后有个人的立起。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首先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而不是反过来，每个人的梦都要隐含在宏大的国家梦想之中。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独立人格。作为一个人，你可以不优秀，但是不能没有独立人格。缺乏独立人格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曾经有很多，现在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时更多。当然我们不能怪个人，更多的时候是社会造成的。缺乏独立人格，心灵被役使，可能是权力的作用，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有它的威力，它能使很多人害怕。还有一种是心甘情愿地被役使。但你说心甘情愿地被役使，那就不叫被役使，而难道不是心灵自由了吗?不是的，尽管是心甘情愿的，但那是极端的受控状态下心甘情愿，那还是不自由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起劫持人质事件，几个银行职员被一帮匪徒绑架了，后来绑匪被抓起来了，奇怪的是被绑架的人后来同情这些绑匪。而且其中一个被绑架的人居然和绑匪结婚了。后来社会学家研究这个，发现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以及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体验。这是心灵被役使了。
前几天(1月23日)《人民日报》有篇好文章《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看到它，我很高兴，尤其是《人民日报》发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说道：“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很有感触，我以前也公开地讲过，大学不应该提倡学生因为观点不一样而告密，这是一种恶劣的行为，某种意义上是可耻的。当然如果发现有人做了邪恶的事，如发现了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揭发是完全正当的。我们说的前面那种情况往往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合之类的问题。前几年有位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发表了什么言论，被学生检举，这个可要不得的。我讲什么观点，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质疑，你可以义正辞严地批判我。老师讲的不对你有权批判，但是你课堂上不说，背后去告密，这玩意使不得!希望华中科技大学不要有这种现象。
3. 理性
第三个方面是理性。关于理性，亚里士多德说：“已经没有其他的比理性更适合自由，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说到西方理性，咱们学校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写到：“其中最根本的核心无非是两大原则，一个是逻各斯原则，表现为逻辑的规范性，一个是努斯原则，表现为自由意志的超越性，二者处于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纠缠的辩证关系中。凡讲西方的理性，这两大原则缺一不可。而这两大原则恰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 (邓晓芒《启蒙的进化》p.40. )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中，理性思维依然是相对欠缺的，或者说是被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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