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建立良性制度，是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是否为杰出政治家的第一标准。第一标准表现为：如果积极推动了良性制度的建立，就一定是杰出政治家，即便其他方面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如果阻碍良性制度的建立，就一定不是杰出政治家，即便其他方面有重大功劳。也就是，建立良性制度是杰出政治家的充要条件，而其他方面只是辅助条件。
二、建立事业功勋：政治家的第二标准
建立事业功勋，当然也重要，但他绝不是第一重要的。一场战争该不该打，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元首，而取决于专业高级官员(或专业大臣)。匈奴是否该打击?在何时打击?用何种方式打击?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由皇帝主导。匈奴对中国的威胁，汉武帝之前就很严重，但是，如果将军们的主流意见认为汉朝的军力不如匈奴，汉朝也只得隐忍，以致于屈辱地和亲以安敌。
对于具体领域的事业，元首最重要的是把握方向，其余的事情，尽可能放手给下级。这是因为，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各种专业知识在古代的积累不多，专业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所以元首还可以在多个专业上成为半个专家，因而可以介入一些具体事务。但即便如此，仗怎么打，水利怎么搞，宫殿城市怎么修之类，还得主要听专业大臣的。近代以后，随着各种知识越积越多，通才不再可能之后，元首在具体领域更是只得听专家的意见。可以说，今天，不论哪个国家的元首，在专业领域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和套话——不得不如此。但这些官话和套话又不完全是废话，之所以不是废话，不是从专业角度讲的，而是从政治角度讲的。元首针对专业领域的意见，都是表态性的话，或者打气或者泄气，或者承诺给予支持或者不予支持。(至于元首如何避免被专家蒙蔽，是有办法的，此系另话。)
事业功勋的建立，如果不基于良性制度，则很容易昙花一现。没有良性制度，国家治理不可能健康稳定，实力不可能持续发展，前人的事业很容易被继任者毁掉。在这方面，中国可谓典型案例。中国的疆域变化很大(波动幅度很大)，遇到贤君，则边疆稳定，疆域扩大;遇到庸君，则边患不断，疆域萎缩。如果具有良性制度，国家治理有效，则那些事业会稳定留存下来，并不断扩大。在这方面，美国是典型案例。美国的利益可以急剧扩张，并且反复波动的幅度很小。中国人常说，后人毁了祖宗基业。放在国家治理层面，正是因为没有良性制度，再好的事业，也可能被后代毁掉。这再次强化了制度建设的第一重要性。
三、不在位不谋政：政治家的第三标准
一个身在高位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元首级政治人物，必定都有一帮支持者。即便政治人物退位后，他对支持者仍可能有重要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在人治社会会很强，因为许多留任官员都是他运用权力提拔起来的。退位政治人物的遗留影响力，为他干政提供了可能。
孔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这个主张是对的，但是，儒家没有提出保障其实施的具体制度，因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仅仅是道德号召，而非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制度化规定。道德号召的作用依赖于并且仅仅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如果官员道德觉悟高，他退位后，就不干政或少干政;如果觉悟低，则严重干政。但是，儒家并不能提出保障官员道德的措施，导致真正有觉悟的官员并不多，并进一步导致，许多退位官员大量干政，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老人干政的现象一直存在。典型者，乾隆退位而不休，幕后指挥嘉庆。乾隆之为，既要实现当年许下的在位时间不超过其祖父康熙的承诺，又要继续享受皇帝的实权，对新君构成极大干预。不客气地说，这是典型的当婊子立牌坊之举。慈禧垂帘听政也是干政的典型。其实，何必垂帘听政，干脆自己当皇帝得了，历史上并非无女皇帝之先例，武则天是也。
退位而干政，会给现任当政者带来严重干扰，这是不言而喻的。防范退位者干政，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其次是退位者个人的道德约束。没有制度约束，道德约束是很不可靠的。这再次强化了制度的第一重要性。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可以形成公式化的表述：没有良性制度的保障，x(一切具体的政事)都是不稳定、不可靠和不可持续的。
当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非意味着退位者不能参与政事。退位者可能有重要影响力，还有许多经验或教训，这些都可以为现任执政者所用，但是，退位者参与政事，必须合乎制度规定，而不能在法外参与，搞潜规则。美国退位的政要，也时不时公开参与国内事务，有时还代表美国政府参与国际斡旋，但美国没有退位者干预政治的麻烦，因为它的制度规定了退位者参与政事的边界。而中国，似乎很少有退位者公开参与政事。其实，公开参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幕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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