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想说华盛顿，也不想说美国，而想说，当美国率先发展出更先进的法治治理模式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该怎么办?是继续维护旧制度呢，还是拥抱新制度?不同政治人物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也享受了不同的命运和名誉。
英国王室的开明与让步带来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流血的胜利，彼得大帝推动了俄国的近代化，明治天皇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彼得大帝、明治天皇、拉·甘地等及其重要支持者(如日本的伊藤博文)，皆可谓第一流政治家。在华人世界，蒋经国接替了蒋介石为他布好的局，如果他要保持高压，坚持蒋家王朝，未尝不可能。虽然有人说蒋经国本人并无自由、民主、法治等意识，他推动台湾转型，乃是形势逼人，新生力量日益强大，但是，新生力量日益强大，本身便有蒋经国的宽容之因素。蒋经国没有民主、法治意识，难道明治天皇就有?明治天皇、蒋经国推动改革，并不一定要从自己的具体思想出发。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要克服个人因素，协调个人倾向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让前者服从后者。一个政治家不喜欢喝酒，不等于他就要实行禁酒令。孙中山信基督，不等于他就要利用权力宣扬基督。不管蒋经国本人思想如何，他毕竟没有抱残守缺或负隅顽抗，而是看到，法治、民主、自由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甚至还可以这样讲，蒋经国本不喜欢法治、民主，却实质性地推动了台湾的法治、民主进程，这更能证明其伟大。
当然，这世界上也不乏倒行逆施的政治家，如斯大林、希特勒、李承晚、朗诺、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金正日、金正恩等等。
人类的基本政治制度很少，只有极少数政治人物处于基本制度变革之际，而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处于某个基本政治制度之下。对于前一种情况，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关键在于他是否突破了旧制度，创建了新制度。而这种创建，又分为原创性创建和模仿性创建，前者如华盛顿，后者如明治天皇、伊藤博文、蒋经国等。对于后一种情况，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关键在于他是否改进了现有制度，提供了现有制度的升级版本。在这个意义上，唐太宗、宋太祖、雍正帝等都是杰出的政治家，而朱元璋是拙劣的政治家。
在这里，毛泽东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人物。毛在事业上功勋卓著，但在制度建设上乏善可陈。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改变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周期律的良药，而民主的关键又在于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势必走向民粹民主。另一方面，晚年毛泽东却走向高度集权，摈弃民主，摧毁中国本来就极其稀薄的法治，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现实灾难，同时给国家运行和发展留下巨大的后遗症。与秦始皇时代相比，世界史已为毛泽东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以及政治运行经验，供其参考，但毛泽东先是主张，后是拒斥了法治与民主，可谓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及其没也，他一手缔造的共产党，对这个开山祖师和曾经一言九鼎的教父，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了其过失，尤其是他对法治与民主的违背。所以，毛泽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政治家，又当视作几流政治家，并不是一个成了定论的问题。毛泽东这个案例也表明，人治很不可靠，既然一个领袖前期英明都不能保证其后期英明，上一代领袖英明又怎么能保证下一代领袖英明呢?所以，人治完全不能保证统治者的德行和才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建立良性制度，让国家机构、公职人员和公民都按照规则做事，政治家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做到老子所言的“无为而无不为”，政治家才可能“轻松”下来(比较一下，国事再忙，奥巴马都要休假，并且，奥巴马用在国际事务上的时间恐怕比其他许多国家元首要多很多，这意味着，国内事务因制度化而更轻松些，而国际事务因尚无有效的国际制度，故需要更多地协调和平衡)。中国的官员，或许是全世界最累的，因为官员办事不讲规则，几乎事事需要官员协调、权衡，不累才怪，且累不得其所。(当然，这种不讲规则的累，可以为权力寻找许多寻租机会。)不过，不能把法治之下的“无为而无不为”与老子本义的“无为而无不为”混为一谈，因为老子及道家是鄙薄法治的，如其所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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