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用好人来治理，当然很好，但理论主张很可能远离实际。人治理论(或者德治理论)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如果真的存在君子(包括贤君和贤臣)，如何才能有效地将他们从大众中识别和遴选出来?
第二，如果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品质败坏，靠什么来纠正?
第三，如何才能有效地让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继任者也保持品质优良，从而使统治者的品质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人治理论无法有效尤其是无法可持续地解决这些问题，具体到儒家，儒家理论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有资格说教训。儒家探索了两千多年，中国政治也为人治理论提供了两千多年的实践和修正时间，但一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这并非是说人治(及儒家)一无是处。当人类各大文明都没有发展出高于人治的治理理论和模式时，人治是最优越的。而对同一个模式，不同的国家的实践效果可能有差异。不谦虚地说，中国的人治在古代是相当成功的。另一方面，不论中国古代的人治多么成功，都不可否认，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也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当然，全世界的治理都存在严重问题。面对问题，人类也一直在探索更高级的治理理论和模式。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西方率先发展出法治这种更先进的国家治理理论和模式。与法治相比，人治的功能就相形见绌了。这犹如没有轮船时，帆船是最优越的，但有了轮船后，帆船就相形见绌，不得不在整体上被淘汰。关于法治，这里略需说明。有人认为，罗马属于法治，这是不当的。退一步讲，即便罗马倾向于法治，也是初级的法治，而不是现代法治。现代的法治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它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某些重要条件是古代所不具备的(参见夏恿：《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在人治社会，评价一个政治家是否杰出，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德治和相应的善治。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唐太宗、宋太祖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比，在制度上并无多大建树，仍然可以称为杰出的政治家。而那些开创制度的人，则是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个意义上，秦始皇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汉武帝次之。“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非虚言也。虽然谭嗣同呐喊此言，本意乃贬斥，但实际上，此言呈现的含义并非单纯贬抑，而是亦褒亦贬，所指不同而已。褒，针对的是秦皇，秦皇奠定了其后中国运行的制度基础，其后两千年，无出其手心，故秦皇不亦伟大乎?贬，针对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及秦以后的中国人。两千年过去了，中国也没有发展出超越秦政的政治制度，不亦没出息乎?
在同一基本制度下，有些政治家致力于制度的版本改进与升级，这些政治家还是不错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雍正帝、王安石、张居正等，但还有一些政治家(姑且称为政治家)，却致力于将制度降级，创建恶劣的制度。后者的典型，就是至今仍被某些人称道的朱元璋。朱元璋对腐败的确很痛恨，在几个大的王朝中，明朝的反腐措施的确最为严厉，但是，其效果却最差，为什么?因为明王朝的反腐是用一种只听令于具体权威(如皇帝)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去反对另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甚至运用特务机构来反腐。东厂、西厂、锦衣卫、内行厂之类的特务机构(这些机构兼有反腐职能，所以也算反腐机构)乃是特权机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之所以发生于朱元璋时期，就是因为他设置了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不按照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常规行政和司法程序行事，导致权力大幅集中于皇帝手里，不但对中国本来就很稀薄的法治因素和脆弱的法治萌芽构成极大的打击和摧残，并直接导致此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统治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朱元璋从制度上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比桀、纣、隋炀帝大得多。好制度比好事还好许多倍，坏制度比坏事还坏许多倍。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政治家。非常遗憾的是，今天，还有许多人推崇朱元璋，尤其是推崇朱元璋的反腐模式。(检索CNKI，还有不少论文在讨论朱元璋反腐的正面经验。)
人类各大文明进入人治阶段，是自然的进程，只不过各自表现有差异。但是，法治(尤其是“法治+民主”)，却并非自然的历程。在各大文明中，只有基于欧洲文明的美国，第一个发展出了法治(及民主)。而华盛顿，积极主动推动了这一进程，且不专权恋权和幕后操纵，真正做到了功成身退。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是古今中外第一政治家，是超一流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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