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毛泽东。自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毛泽东的集权程度，可谓登峰造极，无出其右。毛泽东功勋卓著，不可否定，例如，建立了国家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货币体系(关于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独立货币体系建立的重要意义，似乎尚未被充分认识)。但是，毛泽东究竟有多少制度建树呢?计划经济被否定得差不多了;领导终身制，也被否定了;毛泽东最为得意的文化大革命，则被完全否定了。汉承秦制、唐承隋制，而毛制，如今安在?其人亡，其政息，在毛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不亦悲乎?
借授课之机，我向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毛泽东最大的功劳与过失是什么?”
多数学生认为，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则是其最大过失。
评价毛泽东的功劳，关键要有世界视野。从夏朝开始，中国就不断进行着改朝换代。如果没有世界视野，我们看不出毛泽东革命与汤武革命、陈胜吴广革命、刘邦革命等有什么区别。近代以来，西方迅速崛起，四处扩张和侵略，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形成现代世界体系。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大变局，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振作效率是很低的。鸦战后百年，国家起色不大，随时有再次被割肉分裂之危险。说简单点，鸦战后的百年，中国仍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面临着还能不能保存为一个国家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使中国在已经成为完整一体的世界之中，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革命，可谓起承转合、扭转乾坤。如果没有世界视野，则会低估毛泽东的功劳。
比毛泽东的功劳更值得反思的，是其过失。“文革”的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且毛泽东要对“文革”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不管“文革”的后果多么严重，“文革”都只是一件事。即便“文革”完全错了，也只是一个重大决策错误。但是，若把“文革”视作毛泽东的最大过失，则没有认识到他真正的最大过失。
毛泽东的最大过失，在制度建设方面。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没有顺应历史大趋势，开启国家常规政治所需的制度建设与按制度做事的法治传统，这是他最大的过失。这一过失远比“文革”要大，而其后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度性、结构性阻碍。当然，毛泽东没有开启按规则做事的传统，也是一件事，但这件事显然与其他具体事不同，其重要性显然远甚于处理一个具体事件。直至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仍未基本完成。
究竟什么算是政治家?政治家有四个重要性不可等量齐观的标准。
一、建立良性制度：政治家的第一标准
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建立良性制度。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运行，必须要有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广而言之，任何集体都需要规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一个国家需要规矩而言，古与今，中与外，并无明显差异(但也不完全如此，如道家就有非法治、非制度的倾向)。但问题在于：要建立什么样的规矩?
儒家的核心观念是人治。当然，儒家自己不说人治，而说德治。其实，德治是人治的一种。德治是基于执政者的良好品德来统治，良好品德显然是个人特质而不具有普遍性，而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却具有普遍性、稳定性、明确性、可预期性、操作化、程序化等特征。人治有好的人治和坏的人治两种，前者就是以有德有才的人来治理，治理的结果是善治，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康熙等的统治;后者是以无德或无才的人来治理，治理的结果是恶治，如夏桀、商纣王、周幽王、汉桓帝、汉灵帝等的统治。在理论上，所有人治都是主张用贤人来治理——谁会主张用坏人来治理呢?前些年，有人宣称要以德治国，试图用以德治国来填补中国法治的缺失，并试图超越人治。但殊不知，德治也是人治。德治不可能超越人治，而最多可能超越坏的人治，犹如哺乳动物不能超越动物，而只能超越非哺乳动物。但实际上，好的人治连坏的人治都超越不了，因为好的人治很不可靠，很容易转向它的对立面——坏的人治。不要说前代是明君，后代经常是恶主，即便历史上的明君，也很不可靠。同一位帝王，前半生可能是贤君，后半生可能是恶主，如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晚年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就意味着，善治很可能向恶治转化，从而无法超越恶治。但是，哺乳动物永远不可能向非哺乳动物转化，因而它对非哺乳动物的超越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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