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村庄寡头政治与基层民主的萎缩。富人要登上村政舞台，需要建立利益联盟，通过贿选拉选票。在公共治理资源缺乏的背景下，富人村干部要想有所作为，就要以私人治理[27]的方式摆平理顺。他们不动用村集体的钱、不在乎村干部的工资，项目公关的花销大部分自己出，私人投资为村里修水利道路，通过私人关系跑资源为村庄造福，将关爱老弱病残当成道德义务，用阔绰的花费来建立面子和关系网等。富人以私人资源贯穿村治全过程，普通村民因此对村干部望而生畏，个人资金少、关系网弱就当不了村干部。富人村干部建立起强大的权力网络，使普通村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基层民主的发展遭遇寡头政治困境。
二是分利秩序[28]的形成与治理内卷化。所谓“人巴结有钱的，狗咬要饭的”，富人要保证村治平稳及自身获利，就要笼络住精英的躁动与势利，就会大量汲取国家和集体资源，将精英吸纳进村组织进行安抚。它造成钉子户、上访户的肆无忌惮、好处均沾，及村级权力利益之网的无限扩大。相对于村庄精英，普通村民对资源被侵蚀无反制能力，更不可能在密集的利益流中分得一杯羹。带来的后果是，下乡的资源越多，村民对村干部越怨声载道，基层组织的合法性越低。要说明的是，围绕利益分配聚集起的精英，在富人村干部的带领和协调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磨合，依据各自势力占据固定的位置，从而形成有序的分赃体系，村级分利秩序就此形成。
三是乡村的灰黑化与治理的去政治性。灰黑势力、无赖户等，本是乡村异类分子，遭到强烈的社会排斥。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压力下，乡镇政府对这些人的态度很纠结。毕竟，这些村庄边缘人深谙政府体制，他们不仅不会屈服于乡镇政府，而且会采取“踩线不越线”的抗争行动，如用集体上访、暴力威胁来勒索基层组织。富人村干部要顺利谋利，就要协助乡镇政府去摆平，用利益俘获他们使其不闹事。边缘群体从容地走向前台带来三个后果：一是富人村干部利用边缘势力治理，对公共利益的占有可以更有力，村庄资源面临被瓜分净尽的危险;二是灰黑势力承包工程项目、攫取他人利益、甚至不惜犯法，乡村组织在不到万不得已会尽量包庇纵容;三是灰黑势力对公平理念的漠视，对村民生存空间的挤压，会带来普通村民反抗，因“气”而频繁地上访。
总结起来，在村庄已分离成“精英-民众”的条件下，村庄选举及治理变成精英共治形态。富人村干部要谋求私人利益，最好的策略是笼络住精英，结成权力的利益之网，汲取各类政经资源。富人治村维持住了表面的政治团结和村庄稳定，也带来了基层权力的失控及治理合法化危机。
富人治村拷问着乡村发展的前途，拷问着新时期基层治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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