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派性均势型。与富人主导的一元化村庄治理相比，派性存在的村庄实施的是多元化治理。派性中的核心精英掌握的资源越多，派性力量越大，越会对富人治村形成威胁，为了达成力量优势，富人也会组织派性与之竞争。村庄权力结构主要由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党小组、村民代表组成，其中村委会和党支部是村庄权力结构的核心。如果不考察乡镇政府介入及影响，富人当政必须处理好与体制内村干及体制外精英的关系，理想的策略是将另一派的核心精英吸纳进村组织，共同参与村庄治理，以保证派性力量均势。否则，另一派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其逐利冲动及对当政者的不满，会使其加大对村庄公权力监督，营造对在职干部的不利舆论，在村组织处理公共事务时从中作梗，使富人治村面临种种现实危机。派性博弈的利益性及政治性使村庄治理的空间被挤压，只有富人村干部与另一派的核心精英握手言和，给予体制位置并同另一派实行合作治理才会平息矛盾。
在二元派性利益博弈的村治权力格局下，村庄稳定与村书记-主任的合作情况密切相关，其他村干部或体制外精英不是村治关键影响变量。只要获利渠道有保障，核心精英不倒台，另一派性不打压，这些精英不会阻挠村治。从资源占有情况看，只要村书记与村主任力量不对等，派性联盟就会稳固，村庄社会就会稳定。否则，就会出现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分利不均的情况，造成村两委班子不团结、村务工作难展开的困境。不过，真正的派性斗争很少见，因为各派都以获得利益为目标。只要富人村干部相对公平的分配利益，另一派也不会得理不饶人或大动干戈。
主政的富人村干部要谋取利益，就要与另一派达成分赃协议，常见的情况是，依据权力位置分配公共资源，各派性划好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派若直接入侵百姓利益，除非特别严重引起民愤，本派多会睁只眼闭只眼;在完成上级任务时齐心配合、各尽所能，以领导满意为准;对于钉子户、上访户的不配合，能花钱买平安时就花钱，再不配合就搞暴力制止;对于个别不能摆平的村庄精英，将其吸纳进村组织满足其谋利要求，对外宣称聘用村干部。
笔者在豫东某城郊村调查，发现有些劳改犯、混混被聘进村组织，该村庄甚至多达15个村干部，当然，不正之风如吃喝嫖赌、洗脚按摩随之出现。普通村民对村干部的评价很矛盾。一方面，他们会感慨道，“大队的官越来越多，越选越乱，弄不好，要崩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谁有钱谁当官，谁当都个劲，本村基本也算正常，不违反法律，也不出事”。就是在这样的村庄，富人村书记定下规则，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老龄补贴，给予困难户一定的油、米、肉以示关怀。不仅如此，富人村书记在村庄交往中热情随和，在帮助村民解决私人困难时不遗余力，以至于不少村民说，“不是有钱人当村干部，村里更乱百姓的生活更糟，只要有钱人对我们好点，就都还好。”
现实地看，富人治村的绩效是不错的。一是富人村干部缓解了乡镇治理困境，在项目资源进村时能有序分配下去;二是富人村干部能摆平钉子户上访户，从而保证村庄社会有序和公共品有效供给;三是富人村干部抑制了派性斗争的负作用，维系了表面的村庄社会稳定和政治团结;四是部分富人村干部不仅不会侵蚀村民权益，而且会分担村民的私人困难，提供给弱者一定的恩惠，在村民中具有较强的威望。外在地看，富人治村与主流党建话语相契合，乡镇政府愿为富人村干部保驾护航，富人治村具有较大的政治正确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似乎都在佐证富人治村的好处。事实真是这样么?笔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富人治村的美与险并存，它将对基层政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富人治村的政治后果
因为些富人治村的一些好处，有学者将富人村干部当作“新乡绅”，并将之与费孝通笔下的传统士绅治村进行比较[26]。问题是，当前的乡村已向半熟人社会过渡，村治的文化网络不复存在。富人治村的“低成本、低负担、高效率”，只是村组织行政化及村庄权力稳定的需要。少数富人治村的效果好，多是其道德自觉的衍生品，缺乏体制机制支撑的乡村治理，仅靠个体责任意识实难持续下去。更重要的是，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富人积极于利益的本性，极容易带来新的政治危机，笔者梳理出以下三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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