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政治地位。历史地看，村民自治实践、乡干部的公务员化、财税体制改革等，使村干部沦为彻底的半正式治理者，失去了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机会。从基层实践看，富人村干部对进入行政体制兴趣不大，他们多是想进入乡村权力结构的上游，如果可能，当上省市人大代表，参加各项培训活动，实现扩大交往半径，完成权钱联盟的目标。“任何一种政治社会现象及其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因都深深地潜藏于经济社会中”[21]，富人村干部实现政治抱负的困难重重，不妨碍其编织政治网络为个人利益保驾护航的追求。
三是精神报酬。分田到户以来，村庄在外来撕裂与内在抽离下，变成没有价值生产力，没有共同体意识，没有守望相扶传统，没有温情与情谊的文化沙漠。村庄治理与农民生活变成两张皮，村干部费心做事，得不到村民的支持，一旦触犯私人利益，就会积累矛盾。做得越多，得罪的小私越多，越会制造干群紧张，越难以在村庄立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得罪、不出事，不与村民正面冲突。富人要笼络民意、赢得赞许，像撒胡椒面般施与私人恩惠即可，获取实在的社区精神福利比较困难。
尽管有压力型体制和村民自治，富人参政不会只当撞钟的和尚，无所事事、得过且过，他积极争当村干部是目的理性行动，努力打开各个局面，以获得更大经济利益，是其真正的参政目标。要实现这种目标，就要参与村庄选举，处理好与其他精英和村民的关系。富人必将施展神通，动员各方，为我所用。
村庄选举包括政治宣传、上级监督、选民登记、开村民大会、投票唱票等过程，富人要在村庄选举中获胜，须从大多数村民手中获取选票。与政治效能感低的普通村民相比，富人要顺利主政，须防止其他精英的有力竞争。富人常见的策略是利用血缘姻缘关系、经济合作关系、朋友兄弟关系等，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竞选班子，然后给助选同盟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去动员各方关系户，尤其是要说服家族、小组内的精英分子。
共同利益分为两种，一种是公众利益，指没有排他性的共同利益，利益受众主体不清楚;一种是共同私人利益，指不同个体间利益的集合，各主体利益连带，具有一定相关性[22]。在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里，村民对公众利益的感受不强，对自身利益的增减感受较明晰。对于普通村民，富人运用胡萝卜加大棒手法，一般是许以微量的现金利益，给予其小恩小惠(如请客吃饭、组织旅游)，进行情感和政治动员，针对个别有个性、不理睬的村民，不差这一两票，不再与你纠缠，或者以暴力威胁，让你感受到压力。对于其他精英，简单的利益难以俘获，必须与其建立利益共同体，给予其稳定的利益许诺，才能吊足精英的胃口，动员他支持并帮助拉选票。
在利益流量巨大的村庄，部分精英没有被笼络，他们也有主政的意愿，也会动员亲朋好友的选票，活动其他精英帮助其竞选。此时普通村民仍在精英动员下决定选票投向，但竞争者的出现及目标分歧，使竞选双方都追求选票的最大化，客观上使村民的选票有了争夺市场，由此构成贿选的基础，派性竞争也因此出现。笔者及所在团队在农村调查，发现理论预想的派性正功能[23]不明显。其实，在一个缺乏权利意识、公共意识的村庄里，“无功德的个人”排斥公共理性，共同私人利益驱逐公众利益很常见，它会直接带来黑金政治和村庄的失序。
派性包括核心层-中间层-外围层。核心层是参与竞选的富人，中间层是富人动员的精英，最外层是其亲朋好友。真正在竞选中起作用的，是富人与精英的联盟，联盟基础是经济利益，富人的经济实力作用巨大。理论上讲，选举中的派性竞争有三种类型：一是一家独大型，二是势均力敌型，三是多派博弈型。但在选举实践中，多派博弈型出现的概率较小，因为竞选的目标是获取利益，只要两派真正激烈竞争，弱小的第三派就可坐收渔利，它也极容易被分化吸纳。对于富人来说，如果对方势力较小，只需以巨资威逼利诱，再出钱买村民的选票。如果是不相上下，双方都无绝对胜算，富人会挖掘各种资源，为关键的选票出更高价，派性中的精英隧发挥作用。不过，两派相争，必有一伤，若村庄公权力系统不对其进行吸纳与安抚，落选精英和派性就有可能成为后来村治中的反对派。因此，有眼光的富人会与竞选方讨价还价，给予对方以政治承诺和经济保障，双方各得其所带来富人的顺利主政，村民的所得与精英相比九牛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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