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说来，村民自治在限制村干部权力的同时，带来了村庄公权力运作空间的被束缚。不过，富人拥有较强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不运用公共资源，不依靠公共权力，他也能摆平各种矛盾，办成事、办好事，为村庄谋利、为百姓造福，而民主选举又为精英竞争和主导民意提供了条件，富人因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入村主政并赢得较高民望。
3、民众对富人村干部的期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及大众传媒的冲击，权力的文化网络荡然无存，人际关系变得理性而功利，宗族血亲情谊越发的世俗化，共同体瓦解带来村民面对强权时的脆弱。为保卫村庄密集的利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村民对“高大危猛型”[16]精英有特别的心理期待，富人当村干部因此有较高的民意基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能防止集体资金被贪污挪用掉。为避免“选来选去还是那几个人，跑个饿狼，来个饿虎”的村治尴尬，村民都乐意选富人当村干部。富人财大气粗，当干部贪占村财，会被人看不起，也不是富人作风。有些富人为彰显自己的清廉和品德，不仅用私人资金贴补公益事业，甚至主动扶危解困，资助村庄弱者，以此赢得村民的好感。
二是能避免地方政府或社会力量的权益侵害。有些政府为节省地方发展开支，单方决定征地拆迁价格，且动用行政力量强拆，农民尽管心有不满，实在难以组织起来。富人的能力强、路子多、视野广，出于树立威信及捞取利益的考虑，富人村干部不会轻易屈从地方政府，偶尔还会主动维护村庄和村民的利益。另外，在利益密集的村庄，“国权退”不一定带来“民权进”，而是灰色势力的跟进。他们活跃在村庄周围，以捞取公共资源为目标，有时以暴力手段相威胁，侵害百姓权益。而多数富人黑白两道通吃，只要有基本的当家人意识，就会挺身而出，用自身的能力维护村庄权益。
三是能克服派性成员争夺利益带来的村庄不稳定。部分农村的经济分化在带来农民异质性增大的同时，也使得部分村民基于共同利益聚合在一起形成派性[17]。派性本身并无严格的团体界限，个人自愿加入、自愿结盟，利益的多元及易变带来派性的松散联结。从村庄政治的角度看，派性是非正式组织，派性政治排斥公共规则和公共理性，派性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博弈策略的改变，容易导致村庄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村民自治视阈下的派性政治主要表现为，村书记与村主任的博弈及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博弈。富人当村干部，可用私利俘获体制外精英，可凭借私人能力稳定村组织，从而保证村庄社会稳定有序。
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村民自治的推行，使村庄的社会单元和治理单元地位凸显。限于村民自治在法律建设和制度配套上的不到位，及农村社会尚未发育出公民意识和正式的社会组织，使村民在面对外来侵犯和内在无序时难以实行有效反击。富人因影响的广泛性及能力的卓越性易得到认可，为后来的治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
三、富人治村：逻辑与类型
富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原来的村干部转换而来，他们手中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有敏锐的经济嗅觉，国家输入资源过程中，他们抓住机遇、混迹其中、迅速致富;二是由于其特殊的经济才干，瞄准市场机遇努力工作，很快拥有巨量财富，在村庄成为有影响的人[18]。乡村治理困境为富人治村提供外在条件，意愿与能力构成富人治村的内在条件。
当前多数村庄治理属于权威性自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代表性自治[19]。精英主导的治理不是铁板一块的，富人要成功治村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与普通村民的关系，二是与其他体制精英的关系，三是与非体制精英的关系，四是与乡镇政府的关系。笔者依据村治逻辑的演变，对这四种关系进行分别讨论。
1、富人参政的动力与机制
人是政治动物，富人作为村庄精英，追求政治利益无可厚非。我们将富人参政的动机分为三种类型：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精神报酬，以下分别说明。
一是经济利益。外在地看，富人村干部既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接点上，也处于资源下乡与村庄发展的枢纽上，富人村干部受到乡镇与农民的双重监督。实际情况是，村干部身处“第三领域”[20]，具有施展拳脚、谋求利益的巨大空间。富人村干部俘获利益主要有两种，一是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参与国家资源分配，将权力资本转化为经济竞争力;二是掌管村庄的政治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汲取村庄资源，实现政治权力对经济谋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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