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法治限权必须体现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不仅仅是为了行政效率而需要，而且是对一个人的自主性和尊严的承认。”推进和确认“权力清单”，同样要体现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在政务部门首先表现为政务行为的程序合法性。政务部门实施行政管理权，行政管理的依据是相关行政法规。政务部门有多大或多少权力，不是政务部门自己可以确定的，而必须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反之，政务部门通过权力清单公布的权力，如果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样不合法。特别是，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政务部门公布权力清单的权力。在这前提下，政务部门实施权力清单本身就有一个合法性问题。同时，权力清单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权力，还会涉及到权力的清理。根据法不授予则不为原则，权力的增加和改变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由有权的机关依法实施。程序正义还表现为对政务行为的正义性要求。一切政务行为都必须出于公共福利的目的。行政法之所以是限权法，就是为了公共福利的目的。政务部门不能为自身设定权力清单，是因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可能包括权力自身的利益。政府作为法律的实施部门，同样不具有清理权力的职权。凡此种种，都包含着正义的要求和理念。
第四，法治限权是人民的事业。法治限权要体现民主的精神，党政部门在推动“权力清单”时，有一个如何贯彻人民主体原则的问题。目前我国政府的公信力不高，与缺乏公众参与有关。在这情况下，如何积极推进公众的参与，化解利益群体对限权的阻碍，都是权力清单的推行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从形式上说，出台权力清单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界定何种权力是合理的，谁来界定?尤其是，要让既得利益群体放弃自我利益极为困难。比如车辆年检，应当不应当属于政府的权力? 从长远看应还归社会，如果由政务部门自己来界定，就难以取消。同时，权力清单的目的是使权力行使公开化。随着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入，公众对权力行使的公开化要求会越来越高，这就必然对现行不公开的行政权力及其利益带来冲击，如重要的人事问题、利益问题，甚至包括领导的年终奖收益等敏感问题的权力决策能否公开，是否做好的公开的准备?此外，组织部门提拔干部的测评，结果只向领导公开等等，都会面临挑战。在这条件下，如果法治限权仅局限于党政部门的“权力清单”，法治限权就会受到遏制，而从限权开始的“权力清单”最终的效果却可能是遏制限权。
三、我国规范权力行使的若干路经
规范权力的行使是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主法治国家不仅要限制权力，而且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这就要求对权力的规范既要民主又要科学。从民主的要求看，对权力的规范要体现民主的内涵，特别是规范权力的措施及其制度设计必须体现民意;从科学的要求看，对权力的规范要体现社会管理还归社会的历史趋势。本届政府在开局之年就已经提出，凡是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尽是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凡是社会和市场能做的。对权力的规范只有体现了这个趋势，才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才是一种科学的限权。但从我国近期权力清单改革中所体现的精神看，其民主性和科学性都存在问题。其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其定位还不准确，不少领域“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政府统吃无社会”的现象没有根本改观。为推进我国权力的规范行使，当务之急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大力促进“社会有机体”的形成。“社会有机体”是马克思提出的政治哲学理念，关键是“社会”和“有机体”两个概念。马克思把社会理解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对社会的治理就是一种共治或自治，“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 这种共治或自治的生命形式就是有机体。共治或自治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共的广泛参与和合作。“能够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与的政府。任何参与，即使是参与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正是这种广泛的参与和合作，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幸福。正如杰佛逊所说:“我们只有在自治中才能看到自由、安全和幸福。”从社会有机体也自然地引伸出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主体，由此才能形成一种限制公权的社会基础，使公权的限制成为可能。公共管理权的法治限权不能靠权力，甚至主要不是靠权力，而存在于社会之中，取决于社会每一个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热忱。杰佛逊说得好，如果人们对公共事务变得漫不经心，那么你和我，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和州长都将变成狼，因此，“ 政府欲达完善, 其途径不在于统一或集中权力。而在于分散权力。” 也就是说，没有公众的参与，没有社会的约束，公共权力的行使者都会滥用权力，这就需要限制权力、规范权力的行使。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