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曾经的国君，国灭沦为臣虏，由“鸡头”变“牛后”，由“陛下”而“臣下”，反差之大，天上人间!苟活之计便是老老实实，献媚胜者。晋怀帝司马炽做了俘虏，受封为会稽郡公，汉主刘聪问司马炽，你家骨肉为何互相残杀?怀帝说，我家自相杀戮替陛下扫清道路，这是天意!我家如果和睦相处，陛下从哪里得到天下呢?刘聪听得高兴，就把小妾赏给了晋怀帝。陈后主荒淫国亡，居然向隋文帝乞求“原得一官号”。难怪隋帝骂他“全无心肝!”既然没心没肺，给他养到死又何妨。南汉后主刘鋹为取悦宋太宗，称“臣率先来朝，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俨然逗皇上解颐的优伶弄臣，宋太宗被恭维得开心大笑，赏赐甚厚。
理论上官家推崇忠臣，实际上忠臣却往往不得好报，倒是“奸臣传”传主，生前春风得意，尽享富贵。此何故?奸臣个个都是人精，他们瞅准了皇帝贪图享乐的志趣，极力迎合，甚至予以开导，北齐穆提婆对后主高纬说：“可怜人生短暂，应当及时行乐，何必为此忧愁!”隋郭衍尝劝炀帝取乐，五日一视事，不必学文帝空自劬劳。炀帝立马照办，益称其“孝顺”。奸相蔡京常劝宋徽宗：“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何必自苦?”玩主闻之，以为忠言，喜不自胜，玩得更加疯狂，蔡京们自然也利益均沾。如此悖论的熏染，官场逆淘汰的严峻政治生态，以及现实物质利益的诱惑，使得奸佞之徒倍感“吾道不孤”，聪明人亦会视忠直为傻帽。缘此，“亲贤臣远小人”也就成了绝大多数帝王永远解不开的政治难题。而贼做官也就成了一种常态：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哀哉可怜。
(元·无名氏《醉太平》)
官员即贼，几乎无官不贪，还可以举两条很权威的鉴定为证：其一，明成祖在北京尝语左右曰：“六部扈从臣，不贪者惟奎而已。”朱棣鉴定出的唯一清官名叫师奎，历任兵部侍郎、户部尚书等。居官40余年，为政清廉，不殖产业，禄赐皆分宗党。有子八人，至无以自赡。部长级高干，儿子生活困窘，放在当代也够得上廉政标兵。其二，王瑞栴，天启进士。崇祯中，任湖广兵备佥事，驻襄阳。主讨张献忠。张献忠复起，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贿月日，而题末曰：“不纳我金者，王兵备一人耳。”张献忠一度归顺朝廷，与襄阳地方官成了同事。再次背叛，他倒是做了一件好事，举报襄阳官府惊人的贪腐内幕，从而也为王瑞栴扬了清名。
地方官之优劣，听听民谚即知。古代山高皇帝远，草民只能通过字民地方官来感受皇恩浩荡或者暗无天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地方官个个皆是皇帝的形象大使。底下我们看看民谚中的地方官负面“形象”：
晋泰康末赵廞反于蜀，罗尚假节为平西将军，专司平叛。然其性贪如豺狼，爱邪佞而憎忠正。民谚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宋朝韩缜，字玉汝，知秦州，动辄酷刑虐杀无辜而不问皂白，秦人因有“宁逢乳虎，莫逢玉汝”之谣。不同时代的民谚，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贪官酷吏，恶于贼凶过虎!
史载萧梁“四尽”郡守鱼弘可谓典型。鱼长官居然边腐边升，官运亨通，一路升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其所谓四尽：“水田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他公开宣扬享乐主义，并付诸实施，恣意游玩，侍妾成群，服玩车马，皆一时之绝。
比“四尽”更恐怖的是食人饮血。五代吴越国将领高澧凶残，“嗜杀人而饮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晚年将败，欲尽杀百姓。在这类地方官治下的黎庶，如果不想等死，除了铤而走险造反，实在别无选择。
有必要对“逆取”略加解释;从保皇的正统立场看，任何反对皇帝谋取大位的行动都是“逆”;抛开正统说事，你腐烂得一塌糊涂，委实难以为继，另换人当皇帝，应该是顺天应人的“顺取”!
其实，所有“逆取”都是从帝王那里学来的。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氐人李寿造反后，面临做臣还是称孤的选择：要么称藩于晋，要么自称帝。李寿在“数年天子”与“百世诸侯”之间作选择时，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谓“一日天子足矣!”最能显示皇冠的神奇诱惑力。正所谓：但得过把皇帝瘾，何妨登基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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