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的颠覆性(或者相矛盾)的描述中，莫言实际上就成功的回到了他的一贯的人物塑造套路上了——“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或者我们引伸出来的另一极——“文学也该往撒旦的尿盆中贴金”。在这种“撒尿”和“贴金”相混杂的混沌状态中，读者也许只能莫衷一是或莫名其妙?莫言究竟想表达什么呢?姑姑究竟是魔鬼还是圣母?二者难道可以如此水乳交融的成为一体?
更复杂的还在小说的“赎罪”主题。晚年的姑姑自觉罪孽深重，不停地通过制做小泥人、想象这些夭折的孩子在来世、在天堂享受着幸福生活的方式来悔罪(这种赎罪方式实在有些“自欺欺人”);不仅如此，不仅姑姑需要“赎罪”，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翁，叙事者蝌蚪也需要“赎罪”，且蝌蚪的罪孽深重感并不亚于姑姑。蝌蚪的赎罪原因在于当年因为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同意老婆去流产，使得老婆死于手术台上。而实际情况是，当时姑姑以天罗地网的方式将蝌蚪老婆困在屋内，并以毁掉邻居院墙和房屋的要挟方式施压。在这种境况下，蝌蚪才不得不屈服。
莫言“赎罪”主题的最难以理解的地方还在于上升到超越一切政治伦理的高度，将“赎罪”范围深化到抗日战争的民族荣辱记忆中。小说中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设置就是作家蝌蚪不停地对一位日本作家倾诉自己的罪孽感，而这位作家竟然就是当年占领他家乡的侵略者日军司令杉谷的儿子。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我”(蝌蚪)对这位日本人的无限崇拜敬仰的心理，诚惶诚恐，俯首贴耳，几乎把他视为自己文学和精神上的导师。“我”尊他为“大贵人”，赞扬他有“巨大的爱心”，而“我”内心的一切屈辱或羞辱，也只有向他诉说，向他“忏悔自己犯下的罪”，甚至对他父亲当年的侵略罪行给予了宽宏大量的消解：“其实，您的父亲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由一个救人的人变为一个杀人的人。” “我姑姑对令尊的评价是：一个坏人群里的不太坏的人。”
莫言的“赎罪”理论在他的创作谈里有一个高度的概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逼着别人忏悔的时期，到了应该往里看，进行自我忏悔的时期。我这本书给台湾版写了个序，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人有罪，我也有罪’。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就会对别人宽容。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是害人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个我觉得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反思吧。”
在梳理莫言的这一番“赎罪”线索纠缠错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莫言“赎罪”情结中的“矫情”和“伪善”的特点，很遗憾，这个特点也一直被许多评论者给忽视了。
姑姑赎罪的自欺欺人的特点显而易见，制作小泥人，想象夭折孩子的“幸福”生活就可以赎回自己的“罪孽”?而蝌蚪的“赎罪”情怀更是莫名其妙，在小说的具体语境环境下，他怎么可能保护得了他的老婆?且从大的历史背景角度来考虑，一个军人、党员怎么可能敢于“顶风作案”，公然违反“国策”去超生超育?那个时代的蝌蚪以及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的选择有何“罪孽”?明明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偏颇和失误，莫言偏要受害者自身煞有介事地去“赎”什么“罪”，岂不是让无辜者承担罪责，而让直接责任人逍遥法外?这是什么道理?至于把当年的日军司令也视为“战争的受害者”，无论在理论上多么深奥多么正确，但总是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南京大屠杀中有三十万的“战争受害者”，而整个抗战时期的“战争受害者”更是难以计数，现在在莫言的新“反思”中，当年的日军司令也成了“战争受害者”了，既然大家都是“战争受害者”，是不是就可以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了?在日本政府至今都不肯悔过战争历史罪行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人如何才能做到像莫言所认为的应该“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
一位作家、思想家如果宗教情怀深厚，而无限崇尚敬仰基督教的“宽恕”“赎罪”理念，那自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在具体的历史教训、现实杀人惨案中侈谈什么“宽恕”“赎罪”理念，侈谈什么“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是害人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之类的说教，就实在只能算是发昏，矫情，伪善，甚至是一种包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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