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中写到一位在文革中曾经饱受批斗之苦的县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竟然使用了如此“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描写他“文革”初期的遭遇：他自己特意把头皮刮得乌青以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而他在骑着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时，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就节拍分明地奔跑着，舞蹈着，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并且，因为游街示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
如果有人说这里体现了莫言文字叙述力量的“黑色幽默”，我是绝不会承认的。这里的无节制的夸张渲染已使得莫言或许想达到的“黑色幽默”完全变味，变成一种没心没肺的无知甚或无聊。我们都记得一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其中意义是什么?指的就是有些历史悲剧是不可以矫情夸张渲染的，有些悲剧是不应该也不可以假装轻松的，即便偶尔戏谑幽默，但在本质上是绝不可以轻佻的，否则就是一种亵渎。
首先，这里的“光头”的悲剧性质就完全被有意无意地消解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光头(他的“前身”就是俗名“阴阳头”的)”，委实包含着太多的屈辱和辛酸无奈，他是人格尊严被践踏的象征，是屈辱的象征，而现在在莫言的“幽默”下，这种屈辱却成了自己对付红卫兵的行之有效的主动且高明的选择。至于“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的“实效”，以及“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这与巴金在文革后的“一听到样板戏的音乐就发抖害怕”的观点完全是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一种感受是真实的呢?只能说，莫言的所谓“夸张幽默”完全陷入了缺乏思考、背离历史真实逻辑的恶俗趣味中，实际上是把肉麻当有趣，把浅薄当“魔幻”，当“幽默”，实在误区太深。
这种因为轻视思想、过于放纵自己的想象和描写而导致的违反历史逻辑真实的例子在莫言的作品及一些言论中实在很多。这不禁让人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莫言获奖后说过的一段话：
“我一直不停地公开批评莫言。他简直就是我批评得最多的中国作家。因此，首先我要说，我为他感到高兴，为中国感到高兴，为中国文学感到高兴。但我的批评依然是有道理的。人们在莫言那儿读到了什么?”
“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并采用宏伟壮丽的画面。但我本人觉得这无聊之至。”
四、
莫言获奖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且形成了赞成和批评的对立两极，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其中批评声音的强烈可说是前所未有，一部《莫言批判》的编辑出版，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虽说这部书也被人斥为有某种“枪打出头鸟”“酸葡萄”心理，甚至难免有“群殴”之嫌，以致一度被查禁;但是，作为一部学术性极强的莫言文学评论集，这部文集中的批评声音大多数是掷地有声且毋庸置疑的，对于所有的莫言研究者来说，这部文集中的文章都值得认真品读。但是，对于那些坚定的莫言支持者来说，这些批评声音完全是不可理喻的，甚至被作为一种恶意的曲解，或者恶毒的攻击而简单地就给予了完全的否定，所以，这对立的双方之间真正争锋相对的论辩性的学术探讨，可以说并没有展开，双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话自说。这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在莫言的支持者中，至少应该有两类人。一种是并不熟悉莫言作品，仅仅是因为莫言的获奖而产生某种盲从心理，在简单粗略地读过少量(甚至根本就没读过)莫言作品后，就莫名其妙地拜倒在莫言的盛名之下，比如那位当面提问莫言的中学生的语文老师，就应该是根本不熟悉莫言的，否则，就决不会建议中学生去阅读莫言的作品。另一种人应该是真正熟悉莫言作品的人，有些甚至是真正的学者，这种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著名学者刘再复。在我对莫言的关注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见多识广的学者们，怎么会对莫言作品中这么多的显而易见的“硬伤”竟视而不见?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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