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双刃剑”特点，“高效益”的背后必然潜藏着“深负面”阴影。在莫言激情澎湃，喷涌如潮，下笔万言， 一“挥”十行的癫狂创作过程中，缺少思考，忽略理性，过分放纵想象力的肆虐，必然给作品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出现大量浮躁、放纵、无节制以及反逻辑之类的病象。
这里我想专门谈谈莫言作品中的反逻辑现象。
在莫言作品中，反逻辑的最突出现象就是人物普遍缺乏个性，作品中的各色人物说的大都是作者想说的话，这是完全违反文学创作的基本逻辑的。如《丰乳肥臀》中的金童在婴儿时期就具有成年人的情色思维，而“雪集”中的雪公子金童已经和作者一样善于抒情，色胆包天，“性”趣盎然;《檀香刑》第一章的《眉娘浪语》中的眉娘就已经能滔滔不绝、文采斐然地抒情、倾诉;《生死疲劳》中的猪十六战胜猪刁小三后的华丽抒情，伴随着“草帽歌”的浪漫激情的交配，就决然与猪畜牲的本性无关，而只能是作者的越俎代庖……在这些激情四溢的描写里，莫言使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角度，而这种叙事角度的极大的局限性，莫言完全置之不理，金童、眉娘、猪十六的所有思想言行全由莫言一人承担下来了。这是完全违反文学作品的基本逻辑的，但在莫言创作激情四射的关头，这种反逻辑硬伤，莫言实在无暇顾及了。
这种反逻辑现象，当然与莫言的轻视思想的文学习惯有关，而这种习惯的形成又与莫言的才气，自信，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关。一方面轻视思想，另一方面却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这简直是一组奇特的矛盾。从基本逻辑层面来看，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想象力”和“描写”怎么可以成为对立的双方?作家的“想象力”和作品中的文学“描写”怎么可以脱离“思想”而“独立”存在?这种事情大概也只能发生在莫言这种极具天赋的小说家身上。
当然，从学理上来分析，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完全可能的。文学思维通常分为两种：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严格意义上说，任何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都不可能脱离这两种思维，只不过，在莫言身上，这两种思维在发生作用的时候比例严重失调，当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喷涌般爆发时，形象思维往往以压倒性的优势遏制了逻辑思维，逻辑思维的火花往往如昙花一现，随即便被如喷泉一般不可遏止的形象思维想象力给熄灭了。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往往喜欢把自己的故事背景置身于各种政治历史环境中，似乎很愿意让自己的故事接些地气，以实现某种讽喻现实的深刻意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想法仅仅是一种概念性的“思想”导引而已，很快，形象思维的疯狂想象力便以夸张、变形以致完全扭曲的方式演绎开来，这个时候，逻辑思维的“理性”判断完全缺席，而莫言的天才的“想象力”和“描写”此时便与“思想”成为矛盾的两极，也就是在这种时候，莫言深切地感觉到了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的苦恼，并且很自然地将“思想”视为创作之“敌”，并弃之一旁，而完全信任并且偏爱自己的“想象力”和文学“描写”能力。
《丰乳肥臀》中有一个很夸张的细节，在“大饥饿”时代的一个养鸡农场里，人们因为饥饿而不得不偷食一些农场鸡蛋，这样的细节描写如果适度的话，当然可以真实的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某种特征。但是，莫言的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个时候完全失控，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性夸张描写把事件的本质完全“异化”了。作品中这件事被莫言渲染夸张成“鸡场所有的人都在偷喝鸡蛋，从场长到工人”，而“偷吃”的结果竟然是“鸡场的女人都营养过剩”了。而技术人员乔其莎的偷蛋，竟然是先用细针将蛋内的内容抽出喝光，再用注射方法将水注入蛋壳内，使蛋的外表毫发无损，以蒙骗过关。我认为这种夸张实在荒诞得离谱，过于轻飘了，有戏说历史之嫌。要知道那是一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还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并且也是一个政治集权极度恐怖的时代，大家都是谨言慎行、战战兢兢的，怎么可能这般“全民性”轻易作弊?再者，养鸡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鸡蛋满足大家的饥饿需求?一位负责任的严肃的作家再怎么“夸张”，再怎么“变形”“魔幻”，也不应该把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变形”“夸张”成“营养过剩”的时代，这种所谓的“夸张”和“变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篡改，将悲剧戏说为喜剧，从而将历史的沉重悲催的一面给抹杀了，这样的“想象”和“描写”由于完全“失度”“失控”而违反了基本的文学逻辑和生活逻辑，应该说是完全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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