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审时度势”，于1月29日石破天惊地发了一通言，一口气儿讲了三个多小时，不仅其侃侃而谈的长篇大论令与会的7000人刮目相看，其谈吐间的“精辟”词句，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什么“学费说”“干扰说”“八九不离十说”，三说五说之后，就点到了核心：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时，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受到很大干扰时，事情就要出毛病。“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这个发言，正合毛泽东心意，说林彪这篇讲话“很好、很有分量”。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政治局众常委中，林彪“力挺”“力捧”的发言，不仅一语中的，而且很有分量。七千人大会，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讲了话，毛泽东唯独表扬了林彪的发言。在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中，林彪在军队的做法，连续受到毛泽东的赞誉。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从头版开始，接着第二、第三、第四版，用三个半版面隆重刊登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种“造势”，在那个年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极为罕见。而此时，毛泽东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语气日益升温，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不和已在中央会议上表面化。
1965年12月、1968年3月，罗瑞卿、杨成武两任总参谋长，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突然撤职、查办，失去自由。在罗瑞卿被撤职的同时，贺龙亦被剥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一年后，贺龙也被打倒。
有学者指出，林彪“最喜欢神秘化自己来突出自己”，“若干年来，他都喜欢躲藏在幕后，不愿多走出前台。可是，他在应当表现之时却决不会放过”。
上述场合，林彪确实是找准并抓住了机会，没有放过。
林彪的提法与主张，让总参、总政的元帅、大将们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新中国成立之初，林彪基本上是处于“半休眠”状态，连1955年9月毛泽东颁授元帅军衔、命令状这种一生只有一次的隆重时刻，也未出席。而他的“病体”并未严重到“卧床不起、闭门不出”的地步。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林彪高调亮相。然而，自9月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林彪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以一个赫赫有名、打遍半个中国的军事家所具有的魄力，在军事领域和军队工作中大刀阔斧地施展一番。
主持军委工作后，林彪在军事工作中虽然“作为”不大，但是，在政治工作上倒是“出手不凡”“别出心裁”，投入的精力、开展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毛泽东十分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层面的作用，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对阶级、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政治领域尤为关注。顺着这个方向，林彪就在上层建筑领域重拳出击，在“突出政治”上大做文章：“走捷径”“背警句”“登语录”“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纷纷出台。
林彪点子极多，花样百出，不愧头脑灵活，嗅觉灵敏，有常人所不及的“奇思妙想”，有军事家删繁就简、一击致命的特点，其语言的凝练，往往也是一语中的。打军事仗，林彪灵活诡异、成竹在胸，自有别样的风格与样式;打政治仗，同样不落窠臼，不循常规，在适当的时机、关键的场合说出与众不同、别有深意之语。
“林彪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氛，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风”，“林彪就是这样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原来鲜为人知的语言，在当时全党沉浸于其中的灰暗环境中独树一帜，成功而迅速地塑造了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高大形象”，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更成为林彪传遍全国、植根于人心的四句话。他那颇具张力的草书，使人们对“林氏书法”亦是“赞誉有加”。一时间，军队内充溢着浓烈的不正常的政治气氛。罗荣桓、谭政两任总政治部主任都难以接受这种反常的政治氛围，对这种说教式的、空洞的、非理性的政治口号相当抵触。总参谋长罗瑞卿同样亦认为有些提法确实不妥，难以解释亦难以理解。
谭政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毛主席著作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单靠“背警句”就能掌握?“三八作风”的提法很不科学、很不准确，要斟酌，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呢，二者容易混淆。谭政鲜明地提出“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尤为注重干部战士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并号召全军部队要加强科学文化的学习，全军干部争取在10年内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专教育水平。为此，1959年1月谭政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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