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高举“突出政治”大旗、大造个人崇拜声势的林彪，是不容许军内有“异样”声音的，更不能容忍大权旁落的“越级”之举。“整谭”“倒罗”，也就成为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骤。
在“整谭”“倒罗”的过程中，对谭、罗的指控虽然都提到了谭、罗二人反林彪的“罪名”(指责谭政“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指责罗瑞卿封锁、反对林彪，“越级”“伸手要权”等)，但要以此来打倒谭、罗，还不足以有说服力，分量也不够，只有提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层面上，二人的“反党”甚至“篡军”(指罗)的罪名才自然成立。于是，就有了谭政“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也就有了对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控。罗瑞卿对“最高最活”“顶峰论”的异议成为了证据，罗提倡全军学习30本马恩列斯著作(由陈伯达帮助开列，毛泽东审定)，更成为其反对和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10月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对揭批谭政及其“反党宗派集团”定了调。最终，谭政被指责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和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结成了“反党宗派集团”。谭政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被降职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姜、白、欧阳四人或被降职，或被调离总政治部。1964年，谭政亦被赶出军队，调到福建，成为排在第五位的副省长。
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发起对谭政的攻击，并于会后将谭政降职，罗荣桓对此甚感愕然：自己提名推荐的总政治部主任，林彪不通气、不打招呼就突然拿掉，罗荣桓不解。他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整谭”是突然一击，“倒罗”同样如出一辙。和谭政、罗荣桓略有不同的是，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更多的是在于原本把罗当作“自己人”的林彪更在乎这位手下大将、军委日常工作的总执行人种种“越级”的表现：中印边界自卫作战，罗瑞卿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负责;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打击台湾国民党军窜扰大陆和中央专委组织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又受周恩来指导;取消军衔，直接听命于毛泽东;大比武的组织，又向贺龙报告，与叶剑英联手……凡此种种，使林彪有“闲云野鹤”、被“冷落”的感觉。
虽然林彪曾表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一线的同志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中央”，虽然毛泽东也曾多次告诉罗瑞卿，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但罗瑞卿真如毛泽东、林彪所说许多事情“就近”请示了贺龙，或直接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后，这种“疏远”与“跨越”之举，林彪绝对是耿耿于怀。“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个就要倒霉。后来贺龙、罗瑞卿等被整，无不与此有关。”不管林彪是否有病，在不在北京，在他看来都“要加强通气”。
然而，耿直的罗瑞卿忠实遵行了毛泽东的嘱咐，按照林彪的指示“放手工作”，尽量不打扰“病中”的林彪，却被林彪认定“不紧跟”，视为“异类”，而决意要清除之。在军委办事组(办公会议)，林彪是决意要用“自己人”的(以后“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即如是)。林彪是不容许部属大捧、大跟别人的，即便是“紧跟”毛泽东也不行。
林彪出事后，毛泽东发现林彪如此用人，批评这是“跟人不跟党”。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说：林彪“要的是父亲对他的绝对服从，而绝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使叶群等人对罗瑞卿突然发难，指责罗为“野心家”“阴谋家”，罗被定性为“篡军反党”，连“降职”的待遇都没有，被“一撸到底”“净身出户”，打入十八层地狱。罗荣桓能逃过一劫，是当时林彪想整他的时机尚不成熟，且罗荣桓身体又不好，逝世亦早(1963年12月16日)。但在“文革”爆发后，林彪、叶群还是没有放过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称她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而将其软禁，林月琴的弟弟亦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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