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则对林彪的“三十字方针”有异议，认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找答案?”罗荣桓特别强调对毛著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毛著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要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著，即采取“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对“顶峰论”，罗荣桓亦不赞同，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对“背警句”，罗荣桓认为“背诵的办法可以把毛泽东著作教条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罗荣桓还提醒“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自己”。
罗瑞卿对林彪的某些提法也提出了异议。罗说政治挂帅不是空头的，是有具体内容的，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最高最活”等提法亦有异议，认为“顶峰”的提法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但总体上说，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还是密切的，罗瑞卿对林彪的一些做法亦是“不无欣赏”的。罗瑞卿就认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比自己高明”，对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不无欣赏”，还“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毛泽东对林彪这一连串的讲话、提法、做法是肯定的、欣赏的，赞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在一封信中，毛泽东还有这样的赞语：“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要知道，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时，毛泽东是有所不满的。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道：“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现在，毛泽东则表扬林彪：“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作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部队建设的很好措施”，并特别肯定“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过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196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乘胜前进》的元旦社论中，号召全国人民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2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于是，一场全国学解放军的热潮由此开始。
有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支持，林彪在军内自然是有恃无恐。自从排挤、打倒了萧克、李达、粟裕、彭德怀、黄克诚等一批军队高级领导人后，林彪对军内提出质疑的两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谭政，对“封锁”自己的两任总参谋长罗瑞卿、杨成武，或降职(谭政)，或贬斥(罗荣桓)，或撤职(罗瑞卿、杨成武)，对1963年9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一同打倒。
“二罗与谭杨”，本是林彪的搭档与下属，却成为其首先要攻击的对象
“二罗与谭杨”，在与林彪的关系上，既是林之下军委总部(总参、总政)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全军军事、政治工作两大统率机关主将，又是战争年代与林彪从红一军团、抗大或四野，一同征战、打拼的战友与部属。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直接的(上下级)、密切的(有历史渊源)、熟稔的(罗荣桓任过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四野政委;谭政任过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红一军团师政委，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过红四军师政委，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抗大教育长、副校长;杨成武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任过团级、师级的政委，在一一五师任独立团团长。他们四人任职期间，林彪均是顶头上司)。他们在战争年代的配合也堪称典范。毛泽东就曾称赞罗荣桓与林彪的合作，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整谭”“倒罗(瑞卿)”
林彪原本以为，在自己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作为最为了解与信任的同事与部属，“二罗与谭杨”分掌总参、总政两大部门，应能成为自己号令全军的重要帮手，可是，他却打错了算盘。林彪或许没有想到正是“二罗一谭”首先成为质疑、抵制自己主张、做法的人。这三人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的提法、主张，大胆提出了异议，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某种抵制，并态度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谭政号召全军指战员积极开展科学文化教育，罗荣桓提出要联系中国共产党历史系统、完整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罗瑞卿则积极推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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