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之父，是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先驱，他以自己的方式学习消化西方文化并将之传递介绍给日本国民，他的思想和启蒙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日本人。1910年，福泽谕吉因脑溢血与世长辞，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哀悼这颗思想巨星的陨落。众议院破例对他发布悼词，使他备享哀荣。至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的思想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其启蒙著作《文明论概略》、《劝学篇》也跻身于中国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书列中。
自我启蒙到启蒙运动
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两岁失父，家境悲苦不堪，直到十四五岁，他才开始汉文素读(“素读”就是光读不讲)。21岁如愿以偿学习荷兰人带来的兰学，后在自己的邸宅开设向弟子传授兰学的小家塾，这就是庆应私塾的起源。
当他游历横滨时，发现英语正代表着新时代，正如英国已在全世界取代荷兰势力一样，英语势必取代荷兰语。他便毫不犹豫地舍兰学，转向英学。这年冬天，日本要派遣使团赴美，交换上一年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协定书，他请求以随从身份同行获准。美国之行，成为他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
在美国时，他问美国人，华盛顿的子孙现在都怎样了?回答令他颇感意外，因为有人告诉他，华盛顿的子孙中，有个女儿好像作了谁的夫人，不知现在怎样。他原本以为在美国一提起华盛顿，就会像当时在日本谈到源赖朝、德川家康一样，人们都会肃然起敬，一谈到他的子孙，自然也会听到很多了不起之类的谀词，而回答却恰恰相反。所以他说自己的美国之行，关于自然科学，一点也不惊奇，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事情，却完全抓不住方向。
其实，福泽志于洋学，起初并无特别目的。据他自己所说，选择洋学是出于向困难挑战的武士精神。与异质文化的接触，能给他的学问和思想带来新的刺激，他可以从中获得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回国后，他翻译了一部中国清朝人的著作《增订华英通语》，这是他在圣弗兰西斯科时搞到的，也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译著。他在凡例中提到：“宜译此书，以应国家之急。”他想通过此书，回答开港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从此，他的治学道路有了自觉的目标。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二年，他再次远涉欧洲学习。这一次，对于充满生气的近代社会，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访欧期间，他感兴趣的是医院、银行、邮电以及征兵制等，尤其令他迷惑不解的是议会制度。
他在自传中，把自己的迷茫写了出来：保守党和自由党，双方不分上下、势均力敌地进行激烈的辩争，在太平无事的天下，作政治上的吵架，那样狂热而剧烈的事变，究竟是为什么?简直不可想象。说彼此为敌吧，又在同一桌上喝酒吃饭，真不明白。他问人家，所谓选举法是什么法律?所谓议院又是怎样的衙门?对方只一笑，似乎问什么都是极明白自然的事情，可在我们却实在看不明白。
近代议会政治原则，除了承认每个人的意见不同具有合理性以外，还要让人们自由地表述不同的意见，通过各种不同意见的冲突、竞争，得出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结论。而日本，当时还处在将对立意见的共存和竞争视为扰乱颠覆权威秩序等同起来的时代。福泽颇费时日，才理解了议会政治的原则。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就是以这两次域外游历的经验为基础，全面介绍了欧美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本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他的大名也随着书中的思想传播开来。明治维新以后，他紧接着又发表了《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两部著作，书中的新思想令读者为之倾倒，成为新时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也作为亚洲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思想引导者，其影响经久不衰，终致于被人类收藏到精神进化的历史档案之中。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877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这十年是日本近代化的启蒙时代。当时日本政府大倡文明开化政策，西洋新事风行一时，洋风所过，一扫江户时代民众死气沉沉、社会软弱无力的状况。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国民活力，使民众自觉地成为有新精神的国民。因此，以启蒙民众为己任的启蒙运动以及启蒙思想，便应时而起，以启蒙为标志的新文化也随之脱颖而出。
最早以启蒙面目出现的知名团体有“明六社”学会，这是一个由森有礼发起的知识分子团体，其中有西村茂树、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箕作麟祥、杉亨二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福泽谕吉便与他们为伍，成为第一代启蒙之脊梁。社刊《明六杂志》，对舆论有很大影响，为新思想赢得了很多读者。这时的福泽不愿再为“训诂诗文”浪费口唇了，他主张接近人们普通日用的实学，以自由实验为可操作性。将预定的事物，试验性地运用于具体的现实，并根据试验的结果，对事物的价值做出判断。因此他认为，事物的价值，并非事物本身自存，而是与事物被应用的状况、以及为何被应用这一现实的目的相关。那么，判断一个事物的长短是非，主要看事物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是否达到了该事物的目的。这就是福泽谕吉的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考方法，也是他的思想特色。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到：在论事物之得失、便与不便之时，不可不考虑它的时代和场所。在陆地上便利的车，在海里就不便利。过去便利的事物，今天已不便利。如果把时代和场所置于考虑之外，任何事物都无所谓便与不便。所以，论事物之得失、便与不便，就不能不观察事物发生作用的适当的时代和场所。对任何时代和场所都适用的道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就真没有什么得失或便与不便的问题了，因为它空而无用。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