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福泽的思想有机会主义之嫌，他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议论，常常会呈现复杂的多样性，甚至如果把他的主张同当时的状况分离开来，都会发生冲突、自相矛盾等。德富苏峰曾以“临机应变”和“对症下药”来评价他的言论。但是，在日本社会转型期，作为思想家面对启蒙的课题，他究竟提出了什么的样思想对策，这是为我所特别关注的。
启蒙思想的历史作用，在于否定为传统权威和习惯所桎梏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们从既定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自由的、理性的思考方法。
文明首先是精神问题
福泽谕吉提出要让“文明主义”或“文明精神”在日本自由生长，使之与自立的个人相适应，他认为，文明首先是精神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被同时代人看作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人，被批评为“拜金宗的开山”之人，居然会把精神置于“首先”。的确，他一贯强调“钱”的重要性，力主“殖产”。十六七岁时，当坚信“孝悌忠信”的哥哥问他理想时，他回答说：“首先要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富翁，尝尝花钱的滋味”，当即被哥哥痛心地训斥一番。在他成为大思想家以后，又将这少年时代的想法，作了升华。他说;“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
其实，这是针对蔑视金钱的旧士族风气，以及当时过分倾向于政治和军事提出的批评。他在谈到文明时，总是把精神需要放在首位。他说：“所谓文明，就是要使人身体安乐，心灵高尚;使人衣食丰饶，人品高贵。”在这里，他虽然从物质(身体安乐和衣食丰饶)和精神(心灵高尚和人品高贵)两方面来论述文明，但他相信，促使文明发达的基础就是人的精神。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论证：“所谓文明，就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或“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所以，他认为“文明的精神”，不是具有特定的理论和体系的思想信条，而是像“智力”那样的精神活动和内在信念。他因此提出“文明精神”必须突破“对古习的迷恋”或“古风的束缚”。因为自由是“文明精神”的本质，而自由就是从否定既存的价值观念和习惯中产生的，是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总之，“自由”就是用最合适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且要不断地追求，它是一种“多欲多忙”的自觉性和自动化的状态。他同时还认为，文明还要追求衣食住行，找到改良生活的手段，这也是文明的实质，所以，文明的精神常常应该与身体安乐和衣食丰足的物质文明的进步结合在一起。
他强调，为了实现预定目标，需要对手段进行探求。这种探求，属于精神活动范围，是精神对手段的选择和占有。因此，无论是集权还是民主，都要有探求的自由，它们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若无探求，精神活动也没必要，文明也会就从此衰竭。
他认为，文明还必须是方法，“欧洲近世文明皆从物理学出”，物理学的方法应该成为文明的基础。对于文明来说，物理学的方法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它与直接的、感性的思考相反，是分析的、理性的思考。以水为例，我们只要停留在直接的、感性的认识水平上，就不能获得利用水的知识，水依然是水。然而，采取理性的分析的方法，就会懂得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构成的。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造水，利用水的性质为生活服务。福泽认为，文明的本质，同样也包含在这一有效的思考方法中。
文明终极于国家主义
福泽在论述了文明是必须的，文明是精神的之后，他还赋予了文明终极的意义。以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的根本课题，人类所有得失，都要放在文明的目标下来考虑。
人类万事无不以文明为目的，无论制度、文学、商业，还是政治和战争，都应该从文明的观点来评价其利害得失。对于政府的评判标准，也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文明的进步。因为，世上的政府都是为便利而设的，若便利于一国的文明，那么国家的体制，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本来以此逻辑推论下去，文明应该只以自身为目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最高价值。但福泽未做这种判断，因为他不擅长形而上学的思辩，只是个面对现实问题的思想家，更由于整个明治时代面临作为国民奋斗目标的国家独立问题，他必须在他的文明论中作出回答。正是他的回答，使我们看到，在国家独立面前，他让文明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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