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明治初年的日本的状况，福泽认为，“国家独立”是日本国民应该最先考虑的目标，也就是以“国家独立为目的”。他说：“如果特别观察日本眼下的状况，就会感到国事日益危急，无暇他顾。首先，只有使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生存下去，然后方可言文明之事。若无国家和人民，就不可言我日本之文明。这就是我辈使理论之域变窄，仅以倡导我国独立为文明之目的的原因。”此语不无犀利。
他明确表示，当下日本人最要紧的义务，唯保国体而已。所谓保国体，就是不丧失本国的政权，欲使本国政权不失，则不可不推进人民的智力。对于开发智力，就要一扫对古习的迷恋，取西洋文明精神而行之，此为迫在眉睫、不可须臾而缓之的任务。
就此而言，文明已非目的，而是作为“不丧失本国政权”，即确保国家对外独立的手段。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表态“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唯有使今日日本人进入文明而已。所以，国家独立是目的，而国民的文明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这时，文明宛如一个大剧场，制度、文学、商业及其他之物则犹如演员，都是为了演一出国家独立的戏。对此，福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国家独立是目的，而今日我所谓的文明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文明至大，人类万事无不以此为目的，我虽然以实现人类目的这一文明的宗旨作为我的目的来立论，但我辈之地位限于今日之日本，议论也处于自我的狭隘区域。我之所以还要来论文明的宗旨，是出于盼望我国得以独立自主的迫切心情，不过暂借文明之名而已。故今日我所言之文明，非文明之宗旨，而是作为谋求我国独立的第一步，其他都留作第二步，待他日才能有所作为。
本来，以维持和发展社会生活为目的，包括全部社会生活在内的有关社会生活理想状态的观念文明，在明治初年日本的特定的时间和场所，被限制在“改善人们之间的交际秩序，并使之趋于良好状况的形容语”上，因为国家独立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文明的观念让位于国家观念，而福泽所说的“以国家独立为目的”，就是把以“国家独立”为标志的国家主义当作了文明的终极。福泽谕吉是个启蒙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实际上他正是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和强调启蒙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劝学篇》中所言：“一身独立，一国独立”。为了“一国独立”，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承担起“独立自尊”的精神，因为“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这样，福泽谕吉从文明论出发走向了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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