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文化缺乏法治基因，变通大于规范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作为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没有权力可以“变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规定?如果立法机关带头变通，那么执法司法机关会如何呢?
现代法治来自西方，强调规范。法律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必须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法律所提供的行为准则对所有公民都是适用的，不允许有法律规定之外的特殊和没有法律依据的变通。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强调通权达变，不知变通就是迂腐。
中国最成熟的处世之道是“外圆内方”。“方”是原则，要藏起来，让人看不见，感觉不到。“圆”是变通灵活，要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有人说，中国人的脑袋是“圆”的，一切都可以变通。不知变通的西方人的脑袋是“方”的，定下规矩之后不敢越雷池半步。
变通有弊亦有利。现实情况千变万化，不知变通，墨守成规，如宋襄公那样死守传统规则，非等敌军渡河列阵以后，才与之交战，非大败不可。但是，变通是有限度的。在法治社会，变通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超越法律的许可。如果标榜“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任意行事”，一切规定和程序都可以变通，那么，一切法律规范就会在变通之中被束之高阁，矮化虚化。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现在有些法律远远没有达到良法标准，未能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不够科学严谨，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者心目中有一种变通观念。因为法律一旦制定，修改比较困难，法律制定得原则一点、模糊一点、宽泛一点，便于执法机构自由裁量，灵活实施，变通执行。
比如，有的法律规定，“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怎样考虑是“充分”，“专家和公众”是哪些人，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为变通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有的法律，正式条款被虚化搁置，例外条款反而普遍适用;有的法律或法律条款，自制定之日起，就没有起用过，被称为“睡眠法律”或者“睡眠条款”。这种把法律当作摆设，对现实情况进行变通处理现象，时有所见。
当下，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原因之一也在于“变通”思维作怪。所谓“遇到绿灯快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等，都是典型的变通思维。
这种变通思维，甚至立法机关也未能幸免。比如，死刑核准权，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权限。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规定，死刑核准权在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为了“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启动《刑法》修订程序，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变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死刑核准权下放给各省区市高级法院。此后，刑法经过数度修订，都没有修改死刑核准权，也没有在修订之后收回这个权限。直到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才收回死刑核准权，“变通”下放权限长达27年之久。
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对于遏制严重刑事犯罪，确实发挥了威慑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使死刑的核准程序过于简单，死刑的适用标准也随之下降，甚至因地区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死刑标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作为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没有权力可以“变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规定?如果立法机关带头变通，那么执法司法机关会如何呢?
法律的公信力来自于不可动摇的普遍效力。培育法治基因，必须遏制“变通”思维，真正尊重遵守法律规范。“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倾向性执法”，伤害的是法律公信力。
近年来，滥用自由裁量权，同事不同罚，处罚畸重畸轻，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执法问题。所谓自由裁量权，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受约束，很容易在变通中变味，在变味中变质，成为“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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