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许多大企业的利益来源于众多供应商，许多大企业，事实上也成为了小企业的共谋者。
中国经济的投资比重持续增大，消费率徘徊不前，其实也跟风险分配格局有莫大关系。中国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高度市场化，意味着任何中产家庭为了购买房产、子女教育和年老看病必须积累大量存款，富裕一点的还为子女未来出国留学和移民积累资金。
民营企业面临比国企更大的经营风险，平时也必须积累。
与此同时，对中央财政和央企盈利有利的资本集中制，以及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开发”动力，又意味着透过国有银行的国家投资必然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
这样一来，高投资和高储蓄率就变为一种全社会风险策略造成的一种结果。
房地产投机现象也可看作是一种风险策略。当银行真实利率为负，股市无法估计的时候，民间资本大量投向房地产不失为一种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快速盈利的理性行为。
房地产投资之所以被认为低风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可以从地价上涨中牟利。投机者事实上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一致。
当然，这种房地产投机事实上就是一种快速转移策略，在房价狂涨的时期，只要能卖出就自然能转移风险，风险最终会有最后的买主来承担。
但是房地产泡沫的体系风险终究太大，而且无法继续转移，最终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在不久的将来走向崩溃，于是，中央政府这时采取了积极行动，利用行政手段强力控制了房价。
公务员热是另一种十分普遍的风险策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之所以会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主要是看到了公务员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福利，以及工作本身的稳定。
但从深层次上看，这种集体选择之所以理性，正在于它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避风险策略，目的在于规避劳动力和福利的市场的巨大风险。
从近年来猛增的报考人数看来，这笔保险费还是相当高的，转而言之，权力的溢价或者普通劳动市场的风险之高，几乎是有增无减。
当然，正如许多个体的风险规避策略，虽然对其本人而言是理性和有效的，但对于整个体系而言则是无效率的，从效率方面看，大多数情况是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从结构方面看，则是进一步强化了体系的刚性，促使长时间结构性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在某些地方和产业，贿赂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策略。在中国的风险分配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底层，也就是直接的社会监管者，同时也是整个国家体系中风险最高的一个层级。
这个层级的政府面对来自上级巨大的压力，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各种随机风险，但按照金字塔原则，它们从国家财政大跃进中获益却是最少的，故而有很强的动机执行“政策机会主义”。
而被监管者面对直接监管者，如果能够通过交易，形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则可以最小化被机会主义伤害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正式的金钱交易就会取代原来的监督关系。获益的自然是交易双方，而遭到破坏的则是整个监管规则。
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人对于国家主导的风险分配格局常常采取一种无奈的“搭便车”策略，努力成为政府一部分的利益共谋者。
房地产投机是如此，公务员热是如此，贿赂的动机亦是如此。房地产投机看准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益，得以与地方政府共享风险;公务员看准的是国家财政的自利性，得以与国家财政共享风险;底层的贿赂者看准的是底层执法者的利益困局，得以与基层政府共享风险。
表面上看，这些交易结果都是双方受益，但从长远看来，这些搭便车行为最终都导致一种结构性的风险。吊诡的是，国家通过一套制度设计向社会转移了风险，而社会成员则通过依附国家，将风险或转移给余下的人，或者变成结构风险向后代转移。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当然是一种成本极高但比较彻底的风险规避机制。
最近几年，中国对外技术和投资移民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尤其是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根据今年的《胡润中国财富报告》，调查显示竟有四成表示考虑移民国外。
至于以裸官为代表的官员移民作为一种体制内的风险规避还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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