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张上海会中闲聊了“马习会”议题后，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带回来的讯息是：“马习在亚太经合会(APEC)见面的可能性不高，且尚无其他替代方案。”此话可作三层解读：一，北京不反对马习会;二，但场合不在APEC;三，马习可另觅场合会面。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大陆多年的主张，正逢两岸和平发展不可错失的机遇期，更是确立马英九与习近平历史定位的关键时机;但就马习在APEC会面议题，北京踌躇不前，主要问题在：其一，或许是官僚谨慎，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无限可能未能放开思想;其二，可能基于谈判要价，认为两岸互动不能在经济上一味对台湾让利，在政治上尤不能让台湾予取予求;其三，是因政治疑虑未除，既需避免对内对外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印象，又要防范台湾万一政党轮替新执政党要求比照办理。上述问题，不论何者是最主要的因素，都需要更多想象力来解决、穿透。事实上，两岸官方能够就此议题面对面交换意见，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两岸历史性的“王张会”，未选择在南京的会晤中讨论“马习会”这个仍处于意向及底线试探的题目，而选择隔两日在上海以茶叙“闲聊”方式交换意见，这样的安排，毋宁也是一种政治艺术。茶叙中，王郁琦谈到今秋北京APEC是“马习会”最适当场合，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则说北京的立场认为“不合适”云云;虽然结论是消极的，但只要细心厘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包袱纠结，这点并非无解。

　　对于台湾出席APEC非正式领袖峰会的限制，中共一向以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作为挡箭牌。回溯历史，当年为两岸三地加入APEC而形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一九九一年所签署，当时的APEC主要还是一个亚太经济体“部长级”的对话论坛;因此，除规定台湾名称为“Chinese Taipei”外，更限制台湾只能派经济事务有关的部长出席部长会议，不得派外交部长与会。然而，APEC的非正式“领袖峰会”，却是一九九三年才在当时美国总统柯林顿的倡议下召开;台湾领导人无法出席那次西雅图峰会，则只是源于中共与美国的磋商，要求柯林顿不邀请台湾领袖与会，此后并年年施压形成北京所称的“惯例”。换言之，“谅解备忘录”其实规范不到经济体领袖出席的问题，而是北京以鸡毛当令箭扩大解释，再加上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所致。这项惯例因循成习，被称为“西雅图模式”。

　　事实上，马“总统”上任后，我代表出席APEC非正式领袖峰会，在身分位阶上，已从部会首长层级提升到副总统(卸任)层级;在代表专业上，也已经跨出经贸领域而及于政治领域。换言之，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两岸互信的不断积累，“谅解备忘录”可以有时或忘，“西雅图模式”也早就悄悄松绑了。

　　由此看来，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机遇时刻，面对“马习会”的可能曙光，只要两岸能够建立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论述架构，“谅解备忘录”与“西雅图模式”的包袱和框架都能顺势解开，不仅如此，包括中共涉台思考、两岸政经谈判，到两岸和平发展方向的确立，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两岸也得以廓清政治迷障。

　　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脚步，能不能从“王张会”迈向“马习会”，尚不得而知。不可讳言，对台湾而言，推动“马习会”不能“呷紧弄破碗”;退一步说，“马习会”实现的可能性，寓于两岸超越“西雅图模式”进而创新“北京模式”的政治想象。这点，则有赖双方更多的智慧和想象，以及两岸领导人克服阻力、创新局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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