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攻击和摧毁他们!’我说，‘好吧，你考虑了与他们、你的敌人的力量对比吗?’他们说，‘没有!我们攻击就是了!’”
也许因为曼德拉深受崇敬的原因，当局无缘无故地专门折磨他。狱守把新闻剪报塞进他的牢房，让他知道她妻子如何是一桩离婚案中所提及的第三者，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内部流放到离约翰内斯堡250英里一个荒凉的黑人小城后，如何遭受苦难。
当局不许他出席他母亲和他长子的葬礼。后者在曼德拉坐牢期间死于车祸。
朋友们说，他的经历锤炼了他的自我控制，让他越发把感情埋得更深，说话时总是使用解放运动习惯的代词“我们”。
尽管如此，曼德拉说，他认为在自己的非种族视野的形成过程中，监狱经历是一个主要因素。他说，监狱让他接触到有同情心的白人看守，他们为他偷偷带来报纸和额外的给养;也让他接触到南非国民政府内的温和人士，他们主动来找曼德拉希望展开对话;这些都弱化了他任何报仇的愿望。最重要的是，监狱把他培养成了一位谈判大师。
谈判开始
与白人政府开始谈判的决定是曼德拉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他没有与他的同志们商量就一人作了主，因为他知道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他回忆说，“我的同志们没有象我那样与到这里来的政府要人、法官、司法部长、监狱总监接触过，我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克服了对他们的偏见。所以我决定生米做成熟饭后再告诉我的同志们。”
曼德拉先是向司法部长科比·库切(Kobie Coetsee)示好，又拜会了波塔(P.W. Botha)总统，之后，他于1986年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关于南非未来的谈判。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在接触中极少有怨恨，而是相互表示尊重。后来，当曼德拉成为总统后，他总是很高兴地向来访者显示波塔总统亲自给他倒茶的地方。
曼德拉要求政府释放沃尔特·西苏鲁以及其他瑞佛尼亚审判的被告人，作为政府良好意愿的展示。波塔的继任德克勒克总统照办了。
在他被囚的最后几个月，随着谈判越来越有起色，他被转到了开普敦外的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在那里，政府可以更方便地与他见面，并监视他的健康状况。(他在狱中做过前列腺手术，得过肺病，政府非常害怕如果他在囚禁期间逝世会带来的巨大反响。)他住在狱长的小楼里，那里有游泳池、花园、厨师和一台录像机。政府还专门为他定做了一套西服，好与政要们见面。
(获释后，他照着狱长房子的样子，在他的祖籍村庄附近修了一座度假砖屋。他解释说，这完全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他习惯了那座房子的房间布局，晚上可以摸黑找到洗手间而不被绊倒。)
曼德拉在非国大的盟友一得知这些谈判，他们马上的反应就是觉得可疑，他们的担心并未因政府允许他们在狱长的房子里与曼德拉见面而得到缓解。
曾经同被关在罗宾岛监狱的学生反叛者托基奥·塞克斯韦尔(Tokyo Sexwale)后来在“前线”节目的访谈中回忆了与曼德拉在那座舒适的房子里见面的情形。曼德拉带他们参观了房子，指给他们看电视机和微波炉。塞克斯韦尔说，“当时我想，‘我觉得你出卖了自己。’”
曼德拉请他的来客们在桌子边坐下，耐心地解释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敌人已经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被击败了，他们除了军队一无所有，无法治理南非。他说，他的战略是给白人统治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有序地退出。他在准备与刚刚接替波塔的德克勒克总统见面。
获释重回剧变的世界
1990年2月，曼德拉在妻子的陪同下走出监狱，回到了已变得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他则了解得更少。非国大内部产生了分裂，出现了几个派系：前政治犯，那些为劳工工会的合法工作度过多年抗争的人，以及那些在外国首都生活多年的流亡者。白人政府也分裂了，一些人致力于谈判产生一个真实的新秩序，另一些人则挑拨派系暴力，希望借此瘫痪黑人政治领导层。
接下来的四年里，曼德拉从事了艰苦的谈判，不仅与白人政府谈判，而且还要与自己的那些相互不和的盟友们谈判。
不过他首先在世界各地巡回访问了一圈，包括对美国八个城市的访问，访问从纽约开始，他乘坐的车队驶过时，受到狂热人群的欢迎。
反种族隔离运动与美国政府有着复杂的关系。美国透过与共产党冷战的视角看待南非，同时将该国视为一个重要的铀来源地。直到1980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分析中仍将非国大视为共产党支配下的组织。有未经证实、但也未经排除的指控说，中央情报局特工为逮捕曼德拉的警察提供了线索。
国会1986年顺应民意，通过了限制在南非投资的经济制裁法，并推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对该法的否决。即使在美国民众热烈欢迎曼德拉的同时，有些官员仍对他怀有疑虑，一来因为他对经济制裁的坚持，再来因为他对各色解放人物如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上校以及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推崇。
曼德拉在监狱受折磨期间，南非兴起了旨在使国家无法治理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它最积极的参与者不是别人，正是温妮·曼德拉。
磕磕绊绊的婚姻
丈夫被关进监狱时，曼德拉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很少有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在他们婚姻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通过监狱探视间厚厚的玻璃隔墙见面。在他被关押的21年期间，他们从未触摸过对方。
然而，她是曼德拉对世界说话的一个喇叭，是他了解朋友和同志的信息的来源。她通过走访她的记者诠释他的观点。她受到了警察的折磨和关押，她和两个孩子被流放到一个荒凉偏僻的黑人小镇布兰特福德(Brantford)。在那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挑战施害者的机会。
1984年她被释放到风起云涌的索维托时，已经成为一个煽情的鼓动者。此时的她身穿咔叽布军装和高靴，言辞激烈，她因支持对敌人使用“火项链”(necklacing)酷刑而声名狼藉，“火项链”指的是把汽油浸泡的轮胎套在人身上，然后将其点燃。她身边围绕着一群年轻歹徒，他们恐吓、绑架和杀害那些她认为对事业持敌对态度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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