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制度间矛盾紧张特别是组织冲突和危机可能导致新的动员机制的介入，例如运动型治理机制，即皇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打断或叫停官僚体制的常规过程，(暂时地)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体制转变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体制，从而重新规范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冯仕政，2011;周雪光，2012)不难看出，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转换有时是通过微妙缓和的过程得以实现，但有时则伴有剧烈动荡的代价。以上讨论对官僚体制中的权威关系以及基层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杂税丛生与并税式改革之间的转换可以看作是名与实互动过程在财政领域中的体现。杂税丛生意味着地方政府有着通过“附加税”形式动员资源、提高其应变能力的空间，其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相应弱化。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执正式权力之名，地方政府行实质性权力之实，随着非正式制度或行为愈演愈烈，超越了中央政府的意图或预期，对正式制度产生了威胁。中央政府重新通过运动式治理如并税式改革或其他机制来强化正式权威关系，从而强化或实化中央政府的权力。
因此，并税式改革意味着国家权力从“名”转变为“实”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强化自上而下的正式权威，重新规定各种(税收)行为边界，通过简约化、明晰化、正式化的举措压缩非正式运作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力从象征性权力转向了实质性权力，而地方政府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回归正式制度的轨道。
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以名代实”到“以实正名”的过程。以上讨论有助于我们预测随后的演变：正式制度的强势导致了谨小慎微、万马齐喑的状况，削弱了帝国有效治理的能力，久而久之，各地或矛盾积累或活力不足，迫使中央政府转向“以名代实”，放权搞活。在以上的讨论中，名与实间转化的条件已经隐约可见。
四、讨论与结语：帝国逻辑与当代国家治理
本文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解读分析了其背后的帝国治理逻辑。我提出，黄宗羲定律所谓赋税愈并愈多、愈简愈繁的历史趋势之说不足为信，但是“并税—繁税—再并税”这一周期性现象的确存在。其实际意义在于，国家一方面以“非正式”方式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财政需要，但另一方面不时地通过“整治”(即并税式改革)来“纠偏”，强化向上集中的权力;而集权又引起新的“有效治理”困难，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默许地方政府的“繁税”举措。
在这个意义上，“杂税—并税—杂税”这一怪圈正是“非正式—正式—非正式”(或“放权—集权—放权”)过程在税收领域的具体反映。这一周期性现象背后反映了帝国体制内“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诱发的中华帝国治理逻辑。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本文旨在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国家治理逻辑。所谓帝国的逻辑，缘于特有的国家规模(物理空间、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和特定的治理方式(一统体制)相结合而衍生的制度安排和运作过程，因此具有明显的历史依赖性。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线索，提出了三对(概念)关系及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这三对关系是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委托与代理关系凸显了帝国治理面临的组织困难;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则是帝国针对这一组织困难而衍生的制度安排;而名与实关系隐含着帝国在正式与非正式过程间的转化机制。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了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的延续性和共性，认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困难与帝国时期并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历史上的帝国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间多有关联。在结束部分，我着重讨论帝国逻辑在当今社会的表现、新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困境。
首先，“委托—代理”这一关系反映的帝国治理规模之累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依然存在，甚至更为突出。这一观点基于以下观察：与帝国时期相比，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治理挑战——治理规模、多元文化、委托—代理困难——并无根本性变化。其基本治理结构，特别是中央(皇权)的任意专制权与官僚权力及其治理机制，亦无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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